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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2026全国两会

一部新法典，正在为中国生态治理写下新注脚。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正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这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中国，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关键一步。对世界，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这不仅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世界首部”的独特身份，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法治样本。从字里行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条款背后的系统治理思维，这部法典既是中国用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的宣言书，也是人类应对生态挑战的共同探索，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典”亮美丽中国的底色，彰显全球绿色治理的大国担当。

法典为纲，让生态治理从“分散施策”到“系统施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我国生态环境领域曾面临“法律虽多，协同不足”的困境：污染防治有专门法规，生态保护有专项条例，但面对跨区域、跨领域的生态问题，常出现“九龙治水”的尴尬。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绝非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制度的“系统重塑”——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容熔于一炉，构建起全域覆盖、权责清晰的法治体系。这种系统性在名称中便鲜明体现。与国外“环境法典”“生态法典”侧重单一领域不同，“生态环境法典”的命名，凸显“生态”与“环境”的整体性：既要治污降霾守护“环境质量”，更要呵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态系统”；既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空间，也考量子孙后代的发展根基。草案中将河湖长制、林长制、环保督察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机制上升为法律规范，正是这种系统思维的生动实践——让生态保护不再是“头痛医头”的被动应对，而是“标本兼治”的主动作为。面对新污染物治理、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时代课题，法典更展现出前瞻性。比如将“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嵌入法治轨道，既回应了国内转型需求，也对接了全球气候治理大势。这种“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立法智慧，让法典不仅是“管当前”的工具，更是“谋长远”的基石。

文明为魂，铺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法典草案开篇便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确立为立法目的，这深刻揭示了其精神内核：法治不仅是约束行为的“紧箍咒”，更是滋养文明的“营养液”，推动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秦岭深处，护林员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巡山护林，曾经的乱砍滥伐变成如今的郁郁葱葱；在长江岸边，渔民因“禁渔期”规定退捕上岸，江豚重现的频次越来越高；在城市乡间，“垃圾分类”入法让“绿色生活”成为日常……这些变化印证着，良法能引导善治，法治能培育文明。法典中“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严格条款，守护的是群众“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水”的民生福祉；而对森林、草原、湿地的全域保护，则是为了维系生态系统的“健康脉搏”。这种和谐共生的理念，更体现在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中。法典不搞“一刀切”的环保，而是通过“绿色低碳发展”编章，为产业转型提供法治指引：新能源企业可享受政策支持，高耗能行业须承担减排责任，循环经济模式得到法律鼓励。这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了具体路径——浙江安吉的竹林通过生态旅游实现增值，内蒙古的风电光伏基地让荒漠变成“电站”，这些实践证明：法治能让发展与生态找到最佳平衡点，让现代化之路始终伴着绿水青山。

担当为要：为全球生态治理注入中国智慧。当“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内容写入法典，当“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成为全球首例，这部中国法典便超越了国界，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生态危机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而中国以法典化方式，将自身实践与全球责任紧密相连。法典将国际公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治实践，比如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排放权交易等国际共识融入条款，既彰显了“言出必行”的大国信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国际法国内化”的参考样本。在全球环境立法多侧重污染治理的背景下，中国法典强调“生态系统保护”与“绿色发展”并重，这种“大生态观”为破解“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供了新思路。从向发展中国家分享光伏技术，到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草原修复，再到以法典凝聚全球绿色共识，中国始终以行动证明：生态文明是人类共同事业。正如法典传递的理念——生态治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当越来越多国家借鉴系统治理、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当全球环境治理有了更清晰的法治坐标，人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梦想便有了更坚实的支撑。

法立则治，典行则兴。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定，是中国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深刻作答，也是对“如何守护人类共同家园”的主动担当。当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片森林、每一条河流，当中国的绿色实践为世界提供借鉴，美丽中国的画卷必将更加绚丽，人类共同的绿色未来必将更加光明。（殷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