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3个名字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花了两分钟。对61岁的张金印来说，这一刻等了32年。

“她俩是我的妹妹。这位……”他指了指第三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的恋人。”

 

在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来到这张摆在游泳馆门口的办公桌前，把一些人名写在纸上。两个月不到，名字超过了6万。经比对，有23882人从未出现在以往的档案里。几天后，这些被遗漏的名字将被补刻在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

 

专职负责登记工作的王蕾，每晚做梦都在“写名字”，她为此感到压抑。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故事”。

 

在她看来，把罹难者的名字写下来，或许是人们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

 

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如果没有这次登记，张金印或许会把这个魂牵梦萦的名字一辈子埋在心里。

 

这是“文革”期间的爱恋。他和那个比自己小9岁的姑娘相处6年，没牵过手，约会的内容是加强学习和谈论国家大事。到了女孩暗示他可以结婚的岁数，张金印仍然觉得自卑。“一个住县城，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小厂上班，一个在大厂工作；年龄又这么悬殊。”他建议女孩去问问父母的意见。对方觉得这是张金印的“托词”和“不信任”。大吵一架之后，两人一年没有往来。

 

在这期间，经人介绍，张金印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就在这时，女孩写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已经和父母谈过，并约好了双方家长见面的日期。

 

直到今天，张金印仍然觉得那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办？”情感上，他喜欢那个姑娘；道德上，他不愿辜负即将结婚的对象。“抓阄”的结果，张金印选择了后者。

 

那个午后，站在工厂门外，他狠心拒绝了那个女孩。两人默默相对，谁也没再说什么。

 

几个月后，地震了。稍微醒过味来，张金印就去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得到消息，她死了。

 

32年来，每当他独处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想“那几年的每一个细节，说过的每一句话”，越想越揪心。有时候他会想，“要跟了我，她还兴许死不了”。

 

选择现在的老伴，张金印并不后悔。他无法释怀的是，自己当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女孩当面也没说过什么，与“爱”有关的字眼都夹杂在写给他的每一封信里。

 

“如果她知道，我也像她信里说的那样喜欢着她，她得多高兴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张金印觉得，这笔感情债，这辈子没法还。

 

和大多数唐山人一样，每逢清明节和“7·28”忌日，张金印也会到十字路口烧纸钱，“给两个妹妹，也给她烧”。有时老伴跟着，不方便说她的名字，只能喃喃地喊两声，“妹妹”。

 

“你说，我也是知识分子，能不懂得这个？人死了啥也没有，立碑、烧纸有啥用？”可是他仍然觉得这样做心里有些寄托，似乎她也能听见。

 

这位讲授现当代文学的老师喜欢戴望舒的一首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登记这个名字，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她呢？”他本人也说不清楚。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好的归宿

 

在登记罹难者名单的过程中，王蕾发现，仅仅一个名字就勾起了唐山人压抑多年的情感。“有的刚握着笔，手就开始颤抖；有的名字没说完已经哽咽；有位大姨一看到电脑上显示亲人名字，黑框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父母和几个妹妹都没了，写完名字，隔着玻璃站着，看着，迟迟不离开；还有一些人登记完转身就走，因为不愿意再想起那些事……”

 

地震发生的时候，王蕾才10岁，感触没这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