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伏羲研究新成果  追溯华夏文明正本源

——2016中华伏羲文化学术研究会综述

　　2016年6月21日至22日，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天水市政府主办，天水师范学院、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协办的“2016中华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天水市举办。

　　一、本次研讨会的特点   

　　“2016中华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虽然时间短，但主题鲜明，富有特色，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是领导重视，安排部署周密。省委、省政府对办好“2016中华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非常重视，决定今年的研讨会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和天水市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委、市政府贯彻省上领导批示精神，在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的同时，于年初筹划召开了有主办单位领导参加的筹备工作协调会。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的秘书处）根据省、市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及早动手，在报纸、网站刊发了《“2016中华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并制定了《总体方案》；随后即安排专人登记、整理应征论文，着手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会前，又几次召开会议，对各项筹备工作进行了安排督查；会议期间，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团结协作，尽职尽责，有效保障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二是应征论文数量多、质量好，参会人员范围广、层次高。征文通知发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国内高校的积极响应。截至六月初，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的论文60篇。应征论文大多围绕主题撰写，质量普遍较高。从参会代表的分布和构成看，也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150多位嘉宾来自四面八方，既有西北、东北地区的，也有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和著名高校专家、学者的出席，无疑提高了本次研讨会的层次性和权威性。

　　三是研讨会主题鲜明，效果良好。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文明起源及其判定标准。会议采取理论研讨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办法，安排一天集中研讨，半天考察与伏羲文化有关的大地湾遗址，时间安排紧凑。学术研讨分为两段：上午是特邀专家的主旨发言，下午是论文作者及全国各地伏羲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的交流研讨。各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主题踊跃发言，会议气氛热烈。李伯谦、易华、刘光华、郎树德等先生的发言，让与会者了解了海内外探索人类文明起源的进展情况，知道了当今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判定标准的几种不同提法的共同点和分歧点，明确了探索人类文明起源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方法。

　　二、本次研讨会的概况及收获

　　要探讨文明起源，就必须首先明确文明起源的判定标准。西方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是由克拉克洪提出，而后经丹尼尔补充，通过《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与考古学》一书在全世界得到普及的。其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发掘出土的遗址中要有城市，如果仅有原始小聚落那还不行，还必须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是有量的限制的，即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5000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标准就是要有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金字塔，它是坟墓，但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坟墓。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西方人提出的标准是否适合中华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围绕这些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了深入思考、富有见地的观点。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伯谦教授在发言中谈到：文明的定义至少有几十种。文明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象征，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所以，判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最精彩、最具有概括性的仍然是恩格斯那句话——“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国家，所以谈文明起源及判定标准，不能不提及到国家的出现。对文明起源及其判定标准的探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重视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的运用是不行的。文明起源一定要有判断标准，没有标准这个问题就没法讨论。通过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觉得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判定标准的研究至少有三点收获：一是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时代，基本上能够和考古发现对应起来。这说明远古时代确实存在伏羲和伏羲部落，他们曾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苏秉琦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之后，通过对全国八大区系的比较研究，已经明确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以甘肃天水、定西、平凉、庆阳为中心，包括关中以西陕西宝鸡、凤翔及宁夏固原等地区的甘肃东部泾渭流域区系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系；三是从“三皇”所处的原始社会到开始有了文明因素的出现，社会分化，国家诞生，这个过程包括“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在距今4800~5000年左右出现了阶级分化，5800~6000年左右出现了国家。

　　李伯谦教授指出，从考古学上判断文明起源或曰国家形成的标准，主要有 10 个方面：即聚落是否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特大型聚落；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围沟和城墙；大型聚落中是否出现了大型宗教礼仪中心；大型聚落的墓葬是否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特设的墓地；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专业手工业作坊和作坊区，是否出现了大型仓储设施；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专门的武器和象征权力的仪杖；大型聚落是否出现了文字和垄断文字使用的现象；大型聚落中是否出现了异族文化的因素；各级聚落间是否出现了上下统辖的现象；大型聚落对外辐射的范围有多大、辐射的渠道和手段是什么。李先生认为，良渚遗址和陶寺遗址无疑大部分可以契合，它们已经是科学意义上的“国家”，较之前的“古国”或曰“酋邦”，有了明显的进步。

　　兰州大学教授刘光华认为，在中国古史传说系统中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由于其独特地位和非凡贡献，远古先民及历代贤哲以伏羲及其文化创造活动为基础，将众多发明创造附会于伏羲身上，复经演绎加工和增益扩展，加之民间的推衍流传，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伏羲文化。因此，伏羲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和部族首领，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文化符号。伏羲及其时代反映了中华先民告别洪荒、肇启文明的一个真实历史阶段。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女娲已被推崇为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创世英雄，后世妇孺皆知的“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等观念一直强化着此种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易华研究员指出，中国有三大神话传说故事丛：尧舜禹、炎黄蚩尤和伏羲与女娲。尧舜禹传说大体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时代的史影，炎黄蚩尤神话则是青铜游牧时代的故事，而伏羲、女娲的故事可以早到渔猎时代。伏羲神话传说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诸多成份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风格、特征的典型象征。我的老师叶舒宪从神话学和文学、人类学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做了系统探讨，主张“玉成中国”。就是说夏朝或青铜时代到来前东亚是定居农业文化时代，尧天舜日，有祀无戎，禹会诸侯于涂山，可称玉帛古国；从夏代开始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从此进入祀、戎并重的干戈王国时代。齐家文化是从玉帛古国发展到干戈王国时期的文化，所以应该说齐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伏羲时代早于考古学上的齐家文化年代，其时是否已经萌芽文明的因子，值得进一步探讨。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考古学兴起后，证实我国确有200万年的悠久史。历50多年的讨论和研究，学界基本上肯定我国有5000年文明史。此论也为国家所认可。上世纪90年代后，学界又提出“文明”正式形成前，应有一个“萌芽至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争议较大，从考古文化说有的认为应从新石器时代（1万年前）开始，从传说人物讲有人主张从比较公认的“三皇”时代开始。我认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中华文明的萌芽、发展阶段，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初的黄帝时代（5000年前）中华文明正式形成。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朱桢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综述》一文，详细介绍了目前学界莫衷一是的文明起源判定标准：1.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2.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龙的孕育和出现，3.原始文字、金属工具、城堡，4.工具、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5.人工制火、图腾崇拜，6.文字、青铜礼器、城市，7.历法，8.刻划符号代替结绳记事，接着阐释了文明起源的条件及其从地域和时间上对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分歧。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顾问周宜兴认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特征，因而应该根据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程，提出中国自己的文明起源判定标准。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英国米都赛克斯大学教授，旅英中国经济学会主席刘阿英则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共同性特征，西方人提出的文明标准同样适用于中国，我们可以补充完善但没必要提出自己的标准，况且我们提出的标准也不会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专家郎树德先生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他参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的经过和主要收获，认为大地湾遗址的文化分期应该包含了伏羲时代的全部过程，大地湾遗址虽然没有出土和伏羲有关的文物，但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女娲的事迹及其所做的贡献在大地湾遗址中都能找到依据，应该说这种在时间、地域、社会状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的吻合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就要搞清楚伏羲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关系、大地湾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些关系理清了，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清楚了。

　　甘肃省政府驻京办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天明和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进喜两位先生，在其文中首先阐述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判断的标准，接着以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控股发掘成果为支撑展开论述，认为：虽然殷墟考古表明，中国在3600年前的商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但这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二里头考古表明，中国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但这也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大地湾史前遗址的考古成果科学而又翔实地证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在这里萌芽。这是因为，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及其残片上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文字，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复杂的礼仪中心，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已出现了城镇化的开端。

　　兰州大学汪受宽教授《“伏羲之宇”天水是中华文明孕育地》认为：虽然由于关键数据的缺失，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然综合各方观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标志大体应该是：国家政权的建立，文字的创造，金属（对中国而言主要是青铜）工具出现，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及约束人们行为的礼仪的产生。以之对照，除了金属工具的使用以农牧业发展代替之外，其它各条基本符合西方人提出的文明起源判定标准。大地湾文化遗址已有了约2000人以上规模的作为地区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城市；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但尚无金属工具的发现；有了一定数量的陶器刻划符号，可以视为文字的雏形，但因其数量过少不足以记录人类的思想，其通行范围不广，不具备社会交流工具的能力，因而文字仍未产生；社会出现贫富分化，有了一定的管理或议事机构，但国家尚未形成。故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即使到了鼎盛的大地湾第四期和第五期（距今5900-4900年）时，大地湾仍未进入文明社会，只是孕育着文明而已。

　　天水师范学院霍志军教授认为，伏羲八卦文化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精神谱系。中华先民们运用高度概括、浓缩的八卦信息符号，在论证宇宙万物的过程中，熔铸并不断锤炼了中华民族特殊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论能力。在此基础上，经历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清理批判，逐渐形成一套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和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八卦理论是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的钥匙与百科全书，这一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的辩证思维理论，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本质标志之一。

　　河南省淮阳县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李乃庆提出：太昊伏羲氏位列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中华人文始祖。然而，伏羲所处的时代，至今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统一的、让大众信服的定论，直接影响着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伏羲文化的弘扬。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综合运用文献、考古及民间传说等资料，对伏羲时代进行新的探究，认为：“伏羲时代一般以距今8000年作为标准，而现在上限应前提到距今10000年左右，8000年应是伏羲时代的基线。

　　以上诸位专家、学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和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立论审慎、论证严密，凸显了学术界在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起源标准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许多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此不列举）。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收获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基本形成了天水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共识。通过研讨和考察，让参加研讨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了解了底蕴深厚的天水历史文化，认可或基本认可了天水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争取天水历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奠定了基础；

　　二是基本形成了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伏羲和伏羲时代之共识。各位专家、特别是李伯谦先生的发言，运用文献材料和考古成果严密论证了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并非虚传，而是黄帝之前实实在在存在过的部落首领；

　　三是基本形成了运用大地湾遗址考古成果认识伏羲和伏羲时代之共识。大地湾遗址涵盖了距今7800年到4800年的历史遗存，目前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伏羲和伏羲时代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共识（距今6000年左右），所以要确立伏羲氏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就离不开大地湾文化的强力支撑；

　　四是基本形成了沿用西方人提出的文明起源判断标准，结合国情，不断完善之共识。多数专家认为，丹尼尔提出的文明起源判断标准已为世界学术界所认可，我们只能根据国内实际，创造性的吸收应用，不必另起炉灶提出所谓中国标准；

　　五是基本形成了加强力量，提供支持，进一步加强伏羲文化研究、宣传之共识。大家普遍认为，伏羲文化是天水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人员和经费投入，不断优化工作环境，以此推进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让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伏羲文化，认知羲皇故里天水。

　　三、本次研讨会的启示

　　“2016中华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带给我们几点启示：

　　（一）要确定一个主题。作为全国性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议，一定要事先确定一个研讨主题。伏羲文化博大精深，伏羲文化的开发利用人人关注。如果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议不确定一个主题，就会各自为阵，泛泛而谈，达不到深入研究，合力攻关之效果。

　　（二）要邀请一批著名专家。伏羲文化的研究、宣传，既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更要注重发挥“名人效应”，邀请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专家出席。这是因为，著名专家、学者在学术界一言九鼎，他们的观点、成果往往受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会产生比较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要确保会议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花人力、物力、财力，举办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议，不能为办会而办会，仅仅满足于为伏羲文化旅游节增添热闹，而应该着眼办会目的，力求达到预期效果。这就要求我们高瞻远瞩，熟悉和把握全国伏羲文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加强和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联系，从细节着手，精心谋划，把会议办成海内外伏羲文化研究者交流、展示的平台和向往、期待的文化盛会。

　　（四）要注重会议成果的转化应用。会议成果的转化，应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可以把会议成果通过课堂、媒体传播出去，一些原来不了解伏羲文化的专家学者，也可以通过会议让他们认知伏羲文化，认知天水。但作为主办方，我们更应该及时了解、掌握研讨会的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加大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并认真吸收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推进伏羲文化研究、宣传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五）要不断拓展伏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要将伏羲文化研究与“中国梦”相联系，与祖国统一大业相联结，邀请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及海外学者参加伏羲文化研讨会，真正让伏羲文化成为全体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不断增强海内外羲皇子孙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增强伏羲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