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玉璞

这是一块清代道光年间的匾额，长190厘米，宽82厘米，窄边委角，四角各雕刻变体草叶龙纹，龙身施绿彩，龙头施以金彩，遥相呼应，虽然四角龙纹都是刻好后粘上去的，但至今尚神采依旧。匾额正文为：春深海屋，楷书，蓝底红字；上款：恭祝策六三兄先生六旬晋五荣寿；下款：赐进士出身原任广西永福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愚弟张思诚拜书，道光十九年岁在己亥冬十一月榖旦。

春深，指春意浓郁。海屋，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屋。宋代苏轼《东坡志林·三老语》：“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以竹、木、象牙等制成的小片或小棍，用来作计算的筹码），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后来以“海屋添筹”用为祝寿的典故。这块匾借用海屋添筹的故事，略做了修改，以“春深海屋”来祝贺“策六三兄”65岁的生日，寓意向春天一样浓郁勃勃，荣耀和长寿。

匾的作者张思诚，字诚之，号榴岩，今兴国镇丰乐村人。其父子二人均为秦安历史名人。张思诚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年不详。嘉庆甲子科（嘉庆九年，1804年）举人，嘉庆己巳科（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名列第二甲五十名，改庶吉士，散馆以知县用。嘉庆十六年（1811年）任直隶沙河县知县，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任广西永福县知县。道光五年（1825年），因佥差不慎，致使狡犯中途脱逃，受到弹劾，朝廷降旨，将张思诚和临桂县知县李士林交部议处，限期一年缉获案犯。张思诚在限期内弋获逸犯，官复原职。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苏成额奏“狡犯限内孥获，请将原参佥差不慎各官照例开复”一折，广西永福县知县张思诚、临桂县知县李士林前于解审狡犯黄升，佥差不慎，以致中途脱逃，当经降旨，将该员等交部议处，并勒限严缉。兹据该抚奏：“该员等被参后，上紧缉拿，于限内将逸犯弋获，尚知愧奋。”张思诚、李士林原参议处之处，俱著准其开复。该部知道。钦此。

道光十六年（1836年），被秦安知县严长宦聘为《秦安县志》协纂。

张位、张思诚父子皆以善书闻名于时。关于张位已在“熙朝俊彦”文中做过介绍。据载：张思诚“工行草，书风雄浑劲健”，初学唐楷，后取“二王”草法及孙过庭《书谱》，楷书清丽秀美，圆润灵动；行草刚健自然，优美适意。从这段介绍可知，张思诚书法貌似是学孙过庭的。

孙过庭（约648—703年），名虔礼，字过庭，是唐代前期成就卓著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由于孙过庭出身寒微，亦无当过大官，生平事迹正史没有记载，文献寥寥。后人对他的了解，主要依赖他的好友陈子昂的两篇文章：《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陈伯玉集》卷六），《祭率府录事孙录事文》（《陈伯玉集》卷七）。一篇墓志铭，一篇祭文，都很简短，却弥足珍贵，成为了解孙过庭生平的关键史料。孙过庭的书法，正、行、草造诣均深，尤以草书著称于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他在公元687年撰书的《书谱》。《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歧，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孙过庭所处的时代，二王书风风行天下是可以肯定的，他对王书做过深入的研究和长时间的学习，可谓深入山阴堂室。孙过庭自己曾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当然，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期，虽然我们无缘得见孙过庭楷书真迹，但其精于楷书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一方面，他游弋于二王的艺术世界，广取博收，取精用宏，《书谱》的秀美、飘逸、流畅、典雅无疑来自二王；另一方面，他总是极力为自己的书法注入鲜活的时代血液，须臾不忘创造自己的艺术词汇。汉魏古意在二王书法中时时浮出水面，而《书谱》中已荡涤无遗。那些劲拔、刚毅、老辣、纷披，如丹崖绝壑、渴猊游龙的笔势气息，全属于孙过庭的创造，正是这种创造，为唐狂草的昌盛作好了铺垫。孙过庭的贡献在于他在二王和张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端是妍美流丽的晋人风度，一端是狂飙突进的盛唐浪漫。

北宋书画家王诜的《草书［千文］跋》是一段专评孙过庭草书的书论：“虔礼草书，专学二王；余初得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道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臮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穷研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王诜在这里谈了自己对孙过庭草书的认识。他说，孙过庭的草书，是专门学王羲之、王献之的。我当初看郭仲微（北宋大臣）所藏的《千字文》，就觉得孙过庭的草书笔势道劲，虽然不像二王那样飘逸，但和智永的书法相比，则已经显得奔放的了。唐代书法理论家窦臮说过：“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意思是说孙过庭的书法没有什么变化，写出来都是一个模样。我对这句话本来就很怀疑，等到后来我又得到了《千字文》，细心研究了很久，看其中最得意最优秀的作品，应当是不次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的。王诜一反前人说孙过庭“千纸一类，一字万同”的观点，大胆提出了“当不减王家父子”的中肯看法。

综上，孙过庭的成就在于草书，虽然他写的《草书千字文》《景福殿赋》《佛遗教经》也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却唯独《书谱》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我们在现有的张思诚书法中看到了他的《书谱》临本，这只可以说明张思诚是学过《书谱》的，起码是临过，但是否就能肯定的说他“取法孙过庭”？其实未必！仅见的张思诚书法中没有看到《书谱》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二王”的痕迹，即使那件临作也只是《书谱》书法的造型，那些精细的运笔技法难以看到。当然这可能与我们见到的墨迹有关，也许清代人见到的比我们更全面。而我们目前见到最多的是张思诚的楷书作品，就像这块匾一样，其作有乃父遗风，亦有颜鲁公之雄浑端厚，不过其他作品中难觅孙氏一二。这里并不是否定他曾学孙过庭，只是眼见为实，在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之前，或避免再以讹传讹而已。

张思诚作为秦安历史上的名人，资料记载非常有限，对于他的政绩、文学、书学渊源等均无详细说明。由此可见，对于张思诚的研究仅停留在目前能见到的只言片语中。

不可否认，历史名人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和重要组成部分。秦安是历史上的古成纪中心区域，地处关陇要道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名人众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建树的人数非常庞大。但是由于秦安历史上历经战乱，明代之前的史料和遗迹存世很少，因而给研究秦安历史名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障碍。即使明清以来，也只是隐约的资料散见于各类史志资料，各种名人手迹和石刻多散处民间，没有得到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不成体系，甚为可惜！我们只能从仅见的资料中来推测和进行有限的研究。如能借此抛砖引玉，使当地历史得到广泛挖掘整理，那确实是前人、今人及后人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