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左莹 漆子扬

女娲是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之一，是一位功绩显赫，对后世有着深远和广泛影响的伟大女性。在女娲身上凝聚并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其形象的产生与延续又包蕴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以《四库全书》所收文献典籍为范围，以女娲称谓及形象为切入点进行了详细考辨。这些称谓或是来源于人们的尊称，或是由于语音的演变，有关这些称谓的记载，散见于古籍之中。女娲的形象则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从体无定形到人首蛇身，从独立的女神到与伏羲结为夫妇，其形象的变化囊括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蛇身人首形象

女娲最初在古代典籍中出现时，并无具体的形象：“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天问》虽提到了女娲，但仅仅说“女娲有体”，究其创作背景，王逸在注中说：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

由此，屈原应是在“仰见”了于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所绘的女娲图后，发出了“孰制匠之”的疑问。王逸又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 从屈原的疑问和王逸注中“传言”一词的审慎态度看，此时仅确立了女娲的始祖身份，而在战国楚地，女娲形象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此问万民之身，女娲所作，女娲之身，复谁所作耶”？对于她的具体形象，则是较为模糊的。

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天问》的时候提出了新的观点，对于“女娲有体”一句，他解释道：这里的“有”字应该换成“蛕”，即“女娲蛕体”，“蛕”是“蚯蚓”或“蛔虫”。这个古代象形字，按照语音判断，与“有”的读法相同。郭沫若还认为，屈原的诗句被颠倒了位置，前两句不是指伏羲，而是女娲。当然，这是郭沫若先生个人的观点，他没有引述任何适用于应当是“蛕”，而不是“有”的断言的上下文，而且在古籍记载中，并没有谈到“虫”体的神话人物。不过在古代的插图中，有人首、蛇身的人物，很像软体虫（例如，闻一多书中所引用的《道藏》插图 ），且有《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句话说的是女娲化生之事，她的肠子变成十个天神，学者李福清对此表示了疑问：“《山海经》古代后期的插图中画了一个带发女首的类似蛇（肠虫）形动物，题之为‘女娲之肠’。不可排除，这里‘虫’‘肠虫’和女娲之肠的奇怪观念之间可能有着某种古老的联系。” 这么说来，不排除在楚王先庙里女娲也被绘制成这样的形象，但这也仅仅是推测，无从考证。

具体提到女娲形态的，是西汉末年的《列子》卷二《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虽所指不明，但已经对女娲“蛇身人面”的具体形态作了最初的描述，面部特征是“牛首虎鼻”。

之后的文献记载中，女娲蛇身人面的形象基本保留了下来。在罗苹的《路史注》及《广博物志注》中皆引用了《列子》的一些片断，其中说伏羲和女娲两者都是“蛇身，牛首，虎鼻”，所以在《列子》较晚的版本中“人面”二字，可能是后世增入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女娲和伏羲已经并列，且外貌和伏羲很相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大体上说，古书中对伏羲和女娲的描写都按照同一个刻板公式进行。显然，其原因在于他们所传说的血缘关系……无论女娲或是伏羲，都有相似的兽人同形”。“在各民族最早的神话系统里，蛇跟土和水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样，蛇的崇拜最先……跟母系氏族时期所特有的对始祖母的崇拜有关。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女神女娲的形象，比伏羲的形象要古”。“那么，可以认为，可能最先有过鸟的外貌特征的伏羲‘得到了’比他更为古老的妻子相同的外貌，成了人蛇” 。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描写西汉年间所建造的鲁灵光殿壁画，提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包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曹植《女娲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

以上几则材料中，女娲的兽形都较为明显，“蛇躯”的形象基本没有变化，而“牛首虎鼻”变成了“人面”，这已经有了“兽人”的特征。《山海经广注》卷十六引《河图挺佐辅》：“女娲牛首，蛇身，宣发。”《玉芝堂谈荟》卷四中载：“女娲蛇身，人首，宣发。”宣发，是黑白相杂的头发，《易·说卦》“为寡发”，唐陆德明释文：“寡，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宋张淏《云谷杂记·蒜发》：“今人言壮而发白者，目之曰蒜发，犹言宣发也。”《玉芝堂谈荟》，明代徐应秋撰，应秋字君义，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万历丙辰（1616年）进士，《玉芝堂谈荟》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多，体例近似于《太平御览》及《说郛》。在这段记载中，出现了“发”，这个字，在描写动物的时候是不适用的，女娲“宣发”能够作为神人同形的标志 。此时，女娲形象中的“人”性就更为突出，且形象基本固定下来。

（二）伏羲胞弟、胞妹、妻子形象

追溯早期记录女娲的文献，如《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山海经·大荒西经》，可知在汉代以前的古籍中，女娲和伏羲并无关联，而且她的主要功绩都是她独立完成的。正如闻一多《伏羲考》所言：“在绝大多数先秦典籍中，言伏羲者不同时言女娲，言女娲不同时言伏羲。”另，东汉末期，女娲和伏羲的粘合并没有在所有流传地区完全固定下来，这一点，可以由汉代画像砖（石）中二者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来证明。汉代画像砖（石）中所表现的女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单独的人首蛇身像，如马王堆汉墓帛画，郭沫若及李福清等学者均认为是女娲；二是伏羲、女娲作人首蛇身状，但并未交尾，如河南南阳汉墓画像，伏、女或手执灵芝，或手执日轮、月轮；三是伏羲、女娲作交尾状，如重庆沙坪坝出土的石棺画像。由此可见，虽然女娲与伏羲具有兄妹或是夫妇的关系，但这种粘合在长期内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约在东汉末期，女娲与伏羲有了兄妹乃至夫妇的关系。

汉以后，伏、女二人名字往往同时出现，是《淮南子·览冥》中言皇帝治天下的功业之后，“然犹未及虙戏氏之道也”，“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唼喋苛事也”。高诱注曰：“女娲，阴帝，佐虙戏治者也。”这时，伏羲、女娲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二人是同时代乃至同氏族或同部落的神。在一些纬书中，如《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不过这些都并未表明二者有特别的亲缘关系。可见在东汉时期，在古文献记载和一些石刻画像中出现的二者的兄妹乃至于夫妇关系，是较为晚期的说法，伏羲和女娲的在古文献记载中的关系大多涉及到以下三种：

兄弟说。《世本·姓氏》曰：“女氏：天皇封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这里的“天皇”当指伏羲，“弟娲”指女娲。“汝水之阳”，在汝水之北，具体地点不详。而顾颉刚、杨向奎和闻一多都持否定态度，顾颉刚、杨向奎认为：“称伏羲为天皇则必在伏羲们已与三皇发生纠葛之后，这条文字至早不得超过东汉。因此，可知《世本》的材料也不一概早，尽有东汉以后加入的。”闻一多直接指出，“关于二人的亲属关系，有种种说法，最无理由，然而截至最近以前最为学者们乐于拥护的一说，便是兄弟说……此说之出于学者们的有意歪曲事实，不待证明”。尽管此说有伪造之嫌，但该条材料仍然可看作是对早期神话进行改造的产物，即承续伏羲、女娲之间存在有血缘关系的古老传说。

兄妹说。这是“较早而又确能代表传说真相的一说” 。《路史·后纪》卷二注引《风俗通》曰：“女娲，伏希之妹。”伏希，即伏羲。《通志·三皇考》引《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故世言女娲，伏羲之妹，风姓，人首蛇身，乘伏羲制度，作笙簧。”在这则材料中，华胥是伏羲、女娲二人的母亲，《补史记·三皇本纪》载：“（伏羲）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即华胥踩过雷神脚印，有感而生伏羲。在《春秋世谱》中，华胥还生了女儿，即女娲，女娲也随同伏羲为风姓。

一些文献还记载了伏羲、女娲由兄妹结合为夫妇的过程：

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上，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这段记载详细记载了伏羲和女娲在昆仑山的结合不仅为了繁衍人类，也是天意使然。二人为了免受人伦的指责，“结草为扇，以障其面”，这种习惯，流传至今。

夫妇说。有关兄妹二人结合为夫妻的记载和传说比较多，到唐代，女娲已经完全成为伏羲的妻子。《旧唐书·乐志》载张说唐《享太庙乐章·钧天舞》：“合位娲后，同称伏羲。”据《乐志》，《钧天舞》是高宗时期所用之乐章。这里以伏羲、女娲比高宗和武后，正表明他们二人的夫妇关系。而卢仝《与马异结交诗》所说更为直接：“女娲本是伏羲妇。”原本独立的女神，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逐渐粘连上了一位男性神作配偶，这也是文化史上常有的事，比如“蓬发戴胜”“豹尾虎齿”的西王母，嫁给了东王公，女娲和伏羲的婚姻关系，情形大概与此相同。夫妇说见于文献记载最晚，因此在学者心目中也最为可疑，但据考古学发现的各类石刻和帛画，加之清代及近代中外诸考古学者的考证，伏羲、女娲两尾相交正是夫妇的象征 。

很可能，如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二者本是不同地域的人们所敬奉的始祖或文化英雄，还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随着部落、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这两位神灵才被撮合到一起，在亲缘关系上渐渐有了“兄妹”“夫妇”的说法，并在历史化的古帝皇谱系中，不仅世代承袭，职位也有了主次的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