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伏羲氏是历史传说时期人物，渐次被尊奉为中华历史建构统系中的“三皇”之首，于今崇祀。

纵观中外，大凡一个民族、或由多个民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建构统系。远古，因为没有文字，只能是口耳相传，历经数百年、数千年乃至更多岁月，方才被后世以文字载录传世，从而成为传说时期的历史。

毋庸置疑，传说时期的历史的特质，常常是真实的历史裹服于神话传说的超凡玄幽的圣光套装之中，而此脍炙人口、弥久传世的神话传说中，亦蕴涵着历史真实或真实历史的吉光片羽。关键是在混沌斑驳中如何发掘、寻觅、识辨，缀合成体，使真实的历史析离结晶、复原面世。

伏羲氏正是中华民族传说时期的历史“人物”，他应该不是一位个人，而是一个绵延约数千年时期的聚焦表意称谓。当然，此称谓亦是后人仅仅依据传说认定、或者可能还是追述命名的尊号。而以伏羲氏为称谓的这段延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初始文明，就是“伏羲文化”。

□张广成

“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肇始”的“原生点”文化

“伏羲文化”是“文明肇始”的文化。所谓“文明肇始”其蕴涵应该是：指人类由蒙昧(野蛮)时期已经步入到文明时期的初始阶段。从地域而论，实际在一个时期内，中华大地的先民进入文明时期是多元的“满天星斗”般多点绽放的；若从时间维度细分，在多元范围内，相对而言，绝无可能是在同一时段各点整齐划一的同时起步，必然有先后之别。既然“伏羲文化”是“文明肇始”的文化，所谓“肇始”，其意就是“首先”“最早”“第一”。

缘此，姑且可说“伏羲氏”聚落先民就是中华民族“文明肇始”时期“首先” “最早”或“第一”进入文明时期的先民，不啻可谓“伏羲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明肇始”的“原生点”文化，是文明星斗满天的中华苍穹中最先冉冉升起、光耀千秋的启明星辰。

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近、现代学界经过追本溯源，目前已可确认距今约5000余年，学界还在继续探研、上溯。而由国家主持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在大力开展，已有所就，前景是乐观可盼的。

周宜兴先生对中华远古文明、将“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相会通、以全新的视角分析论证，提出了“中华文明8000年”的基本观点。

宜兴先生对现在通行的，由西方克拉克洪和丹尼尔所建立的文明起源标准的“普适性”提出质疑，并旗帜鲜明振臂呼吁“建立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如：农业生产的成熟和农作物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示意文字的诞生，人类从实物记事进入符号记事；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聚落(或城市初型)出现；彩陶礼器和大量陶质器物在祭祀、生产、生活中使用；乐器与乐谱的出现，音乐在祭天、祭祖的礼仪活动中广泛应用。

宜兴先生胸怀探研中华文明起源的挚厚情愫，毅然投身于“伏羲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情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中。先生以耄耋之年，四处奔走，多方联络域内外学人，交流所学所识；倡导、组织相关高层学术论坛，共话所研所就；利用各种机遇和讲坛，宣介“伏羲文化”，提高“伏羲文化”在学界的话语地位；著书立说，躬体力行，发人所未发，如此等等。

宜兴先生的代表佳作有《中华文明8000年》《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等专著，《中华文明8000年》开宗明义地将中华文明起源上溯界定到8000年，这是学界之首倡。这绝非宜兴先生逞性或标新立异率尔为之，而是先生积年惨淡经营为学、钻研探究求索的结晶。

从专著可以看出，先生专著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主体概念，诠释系统，创意思维。亦有着高屋建瓴、宏观通达的论述，耳目一新的启迪，透射着高度的理性思辨和所蕴含的学术探索精神。还有着对资料搜罗、整理、类析和优选这一学术研究的先发工作，颇下功夫，做到了论证述文，不虞匮乏之境。

宜兴先生已逝，先生对弘扬“伏羲文化”研究的献身和贡献，足可垂范学林。

宜兴先生倡导的中华文明起源8000年，于学坛有着筚路蓝缕之业绩，对“伏羲文化”研究，有着目标、方向的激励，以及引领的助推之力。倘若日后学界对中华文明8000年获得确证，则“伏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原生点”文化亦将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