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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胡晓宜   孙有生

执行：何喜田  刘蕾  洪波  徐媛

盘点2023·天水年轮里的文化之光｜文学篇

文字的足迹——

亮相国家级主要报刊作品选发

2023年，天水写作者的文字流淌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作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天涯》《星星》等国家、省市知名报刊，不但向外推介了天水广博的风物，也通过他们的作品为天水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

现选发部分刊发于国家级主要报刊的文章，以飨读者。

鲁迅的买书与卖书

□ 薛林荣

《鲁迅的书店》是我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第五本专著。前四本分别是：《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鲁迅的封面》和《鲁迅的门牌号》。二十多年读鲁迅，随手为文，分门别类，竟出产五本系列作品，且得到了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先生的关注关心，很出我的意外。我以这五本“微观鲁迅”小成果向大先生致敬。得失自有读者评判，但无心插柳至此，岂非“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之谓乎？

《鲁迅的书店》以书店为切入点研究鲁迅。上卷以时间为轴，研究了与鲁迅关系密切的28家书店，侧重于鲁迅与书店之间的互动。下卷以话题为线索，研究了鲁迅购书、抄书、订书、藏书的一些史实。

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显示，鲁迅的藏书共计1．4万余册，其中中文线装书计946种7704册。这自然无法比拟当时的藏书界名流如张元济、傅增湘，也不可与富贵名流刘承干、袁克文的藏书相比，但是，鲁迅用他的藏书发挥的功效，迸发的思想火花，创造的精神财富，在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却创造了一个高峰。鲁迅买书藏书、抄书补书、卖书易书，买卖抄补之间，反映着鲁迅对图书的态度以及治学作文做人的态度。

卖奖章买书

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时非常勤奋。该校规定每月一小考，成绩优秀的，就发三等奖章；积了三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等奖章；积了三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最后，三个头等奖章可换发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

鲁迅得到金质奖章后，并没有戴起来炫耀，而是拿到鼓楼大街卖了。鲁迅说：“金牌是可以用钱换的，要什么样子就可以买什么样子；再说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当时的学习成绩，它不能证明我将来成绩的好与坏；况且金牌保存起来，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金牌再也变不出其他的东西来。弄得不好，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滋生傲气，从此不再上进。而从书里，却可以得到知识。”（杨霁云《琐忆鲁迅》）

卖了奖章，鲁迅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

在此期间，鲁迅买了这几年最喜欢的《天演论》。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是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这本书花去了鲁迅500文钱，进化论思想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也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所买“大抵常本”

鲁迅无意成为专门的藏书家。鲁迅藏书的特点，一方面是情切，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尽力搜求；另一方面是实用，并不讲究宋刊元椠。鲁迅收藏的中文线装书、经史子集等常见书基本完备，据说够得上善本标准的也只有21种，更多的则是平常的版本。许广平20世纪40年代在《鲁迅藏书一瞥》中回忆：“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寻购鲁迅所购之书，就颇有收获。

鲁迅所买之书，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大抵常本”。

鲁迅不是“唯版本论者”。他也不是不想买版本优、品相好的古籍，但囊中羞涩，故所买都是便宜的本子，只要能用，聊胜于无。对此他也是无奈的，所以日记中常常出现“惜”“劣”“恶”这样的字眼。比如，1912年12月21日，“午后……又往留黎厂（即琉璃厂，下同）……又觅得《晚笑堂画传》一部，甚恶，亦以七角银购致之，以供临习”。对书不满意，但尚能临习，所以买下来了。

1912年年终，鲁迅盘点书账，发出了如下感慨：“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即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同“悦”），亦可笑叹人也。”

这一感慨中既包含着无力致之的无奈，又有“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的自娱自乐。这一年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第一年，半年实习期只能领津贴和半俸，年底转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资，全年总收入近1500元。书账中所记“百六十余元”已超过了他年收入的10％。

到了1913年3月16日，星期休息，“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一边自嘲，但还是一边买书，1913年年终盘点，全年买书共花去310．22元，月均25．85元。

北京时期，鲁迅购书于1916年达到峰值，全年共花费496．52元。1919年11月21日，鲁迅及其家人迁入八道湾11号，有了固定的住所，同时，他与周作人的藏书也日渐丰富。书籍增加了，书架当然也要增加，1920年7月24日，鲁迅“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

但这一藏书读书教书写书的平静局面于1923年7月遭受重创。这一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鲁迅生活秩序重构，心情灰暗，购书断崖式下跌，1923年全年购书149．2元，1924年全年仅为99．24元，“每月平匀（同“均”）八点二八六元耳”。月均仅为8．286元，一个“耳”字，包含着诸多人生无奈、世事沧桑的心酸。

1924年5月，鲁迅迁入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过了两年，他又买了一个书柜：1926年8月14日，“午往小市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书柜的增加见证着藏书的增加。鲁迅日记中记录买书柜仅两次，这次之外，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时的1927年12月23日：“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五角。”当时，鲁迅迁入景云里23号不久。

1936年10月12日，鲁迅给自己的学生和同乡宋紫佩写信，委托他去西三条胡同查找元人王祯所著《农书》。虽然离开北平已有10年，距上一次探亲相距也已4年，但鲁迅对西三条胡同书柜中的藏书分布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客厅中有大玻璃书柜二，上部分三层，其上二层皆中国书，《农书》或在其内。”同时，对这部书的外观也描述得非常清楚：“此书外观，系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绸包角，白纸印，一望可辨大略。”其时距鲁迅逝世仅有一周。亲自经营之家、不时摩挲之书，远距离指示学生搜捡，竟如亲见，令人感佩。

鲁迅在北京的14年时间里省吃俭用，用近4000元来买书。到上海以后，鲁迅的生活安定下来，也有稳定的居所，还有专门的藏书室，书买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1930年达到峰值，为2404．5元，月均200．375元，而5年前他购买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中的那套四合院，才花了不到1000元。

1934年7月10日，鲁迅作《买〈小学大全〉记》一文，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四马路买到一部清朝禁书《小学大全》的情形，感叹：“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至于清朝禁书，则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

鲁迅不以最好的本子为搜求目的，所见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鲁迅也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比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对于这本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著作，鲁迅说：“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在另一处，鲁迅也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

飞花落叶都是兵器，出手均是锦绣文章，这才是顶尖高手。

抄书补书

鲁迅是晚清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抄书家”之一。

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还喜欢抄书。他抄过很多书。单是关于草木虫鱼方面的书，便抄了《野菜谱》《释草小记》《释虫小记》，而且推广到了《茶经》《耒耜经》《五木经》等。显然，抄书使他受益匪浅。他的记忆力那么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抄书的好习惯，也形成了鲁迅很强的比较、校勘、钩沉的能力。

鲁迅一生抄书的数量，最保守的统计，其字数至少也在100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对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大量的抄写，对鲁迅的书法是很好的训练。

比如：1915年3月29日，“夜景（同“影”）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上讫，自始迄今计十日”。4月10日，“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17日，“午后往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并托丁（同“订”）书”。这是花费了22天抄写完《秦汉瓦当文字》后，顺便让图书分馆装订。

卖书易书

鲁迅爱买书藏书，偶尔也卖书易书。

第一种情况是卖书救穷。

鲁迅很有经营头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回忆道，他小时候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画了《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

1913年7月13日，鲁迅在绍兴奎元堂以24元的价钱买到过一部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六十种曲》一部八十册。8年后的1921年4月7日，鲁迅经济困难，就把这套书以40元的价钱卖掉了，当天日记云：“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 鲁迅将《六十种曲》从绍兴带到北京，收藏八年赚了16元，足见鲁迅生存和变通的能力很强，是可圈可点的。

鲁迅卖书救穷，也有因价格不如意没有成交的情况。比如明抄本《立斋闲录》，“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想卖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傅氏不但让鲁迅跑了三四趟，杀价还很重，只出了8块钱，这桩买卖就没有谈成。

第二种情况是汰冗剔旧。

鲁迅日记1916年1月15日，“下午往留黎厂以山东金石保存所臧（同“藏”）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谊，托卖去”。敦古谊是琉璃厂的一家碑帖店，常上门给鲁迅送造像拓本。“拓本之陋者”，也就是陋拓本，即拓得不好或没有什么价值的拓本。从性质上看，这属于剔旧。从此举可知，鲁迅对拓本的品质要求很高。到了1918年10月21日，鲁迅与敦古谊又发生了一次交易，有买有卖。卖出《禹陵窆石》，又添了3元买了造像。等价交换，多退少补，读来颇有情趣。

第三种情况是处理劣书。

1918年7月31日，鲁迅“往日邮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换《殷墟卜辞》一册，阅之，甚劣”。这部被鲁迅评为“甚劣”的《殷墟卜辞》，是加拿大人明义士编印的，1917年3月上海石印。鲁迅对于是书评价甚低，又嫌其价贵，故于9月21日，“托刘半农卖去《殷墟卜辞》，得日金券廿元”。鲁迅对甲骨文的鉴识有相当功力，这类价格颇昂又低劣的书籍被处理，当无意外。

第四种情况是出售自己的作品。

上海期间，鲁迅也卖书，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不管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都属于经营性行为，和农夫卖出田里的粮食没有什么区别，比如：1932年4月27日，“午后付光华书局《铁流》一八四本，《毁灭》一○二本，五折计值，共二三○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

第五种情况是快速易手。

1935年1月10日，鲁迅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但是这本书在鲁迅家仅仅放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鲁迅原价卖给了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1935年1月11日鲁迅日记：“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鲁迅与须藤来往甚密。鲁迅似乎认为，《饮膳正要》这样的书，更适合放在医生的书架上，于是迅速出手了。

第六种情况是“易取”“作值”交换。

鲁迅收藏拓本之初，有时“易取”“易得”，即作交换。比如1919年4月10日，“至留黎厂，以王树枬专（同“砖”）拓片易得《崔宣华墓志》，作券三元”。有时习惯以重出拓本作值，购买其他拓片，事实上是先卖再买，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节约钱。这种情况，日记的最后一次记录是1920年1月16日：“以重出之《吕超志》拓本在留黎厂易得晋郑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作券四元。”

有趣的是，自此以后，鲁迅再没有将重出拓本和书籍“作值”或“作券”，而是直接赠送朋友，可能与其此时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关。

鲁迅与书店的关系，小而言之，反映的是买书卖书的商品交换关系，大而言之，反映的则是作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精神消费、人情往来等。鲁迅与各色书店打交道的过程反映着书店业态的荣枯、出版文化的变迁、文坛气候的冷暖，以及世间人情百态，是观察鲁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窗口。拙著能在鲁迅先生的家乡出版，实属缘分，倍感荣幸。

发表于《光明日报》 （2023年9月21日 11版） 本文被《新华文摘》转载

家住藉河边

□ 王选

我上师范时，学校在藉河边。

藉河由西向东流经甘肃天水，于麦积汇入渭河，扬长而去。在天水，藉河穿城而过，将城市一分为二，隔着河，南北相望。城因河而润、因水而活，藉河让天水这座西北小城多了几分灵秀和恬淡。

上学时，藉河仅是一条普通河流，河面并不宽阔，河水在河道内肆意流淌。有段时间上课，我临窗而坐。一侧头，目光跳过校门，再跳过河堤和一排垂柳，便是藉河。只见河滩上杂草丛生，还有一些并不高大的树木随意生长着。在河滩空旷处，一些老天水人开辟出地块，种了蔬菜。一块块菜地挨挨挤挤。春天时，菜地里常有人忙着翻耕、栽种。大多是老人，蹲在地里，小心侍弄。到了夏天，菜地便葱郁起来。河中不缺水，浇灌起来很方便。

那时的我，常常望着窗外。一则缓解疲劳的眼睛，二则想想心事。望着望着，河流便成了少年岁月的一部分。

毕业后，我住到了南城根。那是2007年秋。南城根是一个城中村，面积不大，但在城中心，颇为方便。

南城根在藉河北面，隔条马路，便是藉河。我租住的那间房子，有个窗户正好朝南。闲暇时，立于窗前，目光越过民房的屋顶，越过屋顶上花花绿绿的衣衫，便是藉河。

我在南城根住时，藉河已非旧时模样，也有了另一个名字——藉河风情线。市政府对藉河进行了综合治理。在主城区河滩上完成清淤后，从西到东筑了一面四米多高的水泥中隔墙，墙顶种上了花草。由此将藉河进行改道，挪到墙的南面。墙北面，完成坝底防渗工程后，安装了六个橡胶坝，全长五公里，每个坝中都蓄了水，蓄水量达七十万立方米，形成五个湖，取名“天水湖”。北面的河堤，实施景观工程，重新修筑了步道，修建了水面平台，安装了健身器材，以供人们休闲娱乐。为了绿化，人们栽种了大量树种。天水气候温润，这些树木都能成活，带来一片盎然绿意。天水湖和河堤共同组成了这条藉河风情线。

藉河风情线修好后，我常去河边散步。看湖水粼粼，鱼翔浅底。春天，看玉兰、贴梗海棠、红叶李、鸢尾花等渐次开放；夏天，看竹林茂密，鸭子在湖面上悠闲觅食，游人带着孩子在岸上玩耍；秋天，看叶子落下，大雁南归，梧桐树的果实一颗颗掉下来；冬天，看湖面结冰，落了白雪的湖面犹如宣纸一般，静静铺着，留守在北方的鸟儿滑过“纸面”，写下长长的“句子”。

在南城根，我换过几处房子。可我依然喜欢那间窗户朝南的房子，偶一抬头，看见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河边行走的人群，高过墙头的竹林，盛开在护栏中的榆叶梅，绿如碧玉的水面，都让人心生美好。

我就那样看着窗外，看见了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

再后来，也就是前几年，我来到了城市西侧，住上了楼房。楼房仍在藉河边，中间隔一条马路。新家在十六楼，房子南北朝向，透过卧室的窗户，藉河尽收眼底。

我刚搬到新家时，面对的这段藉河上修了一座便桥，名叫天慈桥。桥上立着几座白色凉亭，形如蘑菇，下方“根部”是两层圆形台阶，人可坐于其上纳凉。不知何时起，人们便将这桥叫做蘑菇桥了。晚上，蘑菇桥因安了彩灯，五颜六色，甚是好看。

蘑菇桥下是河道，河水在荒草中出没。橡胶坝没有延伸上来，河流纤细，河道除了荒草，便是石块。偶有蛙声在水坑中传出，也有昆虫在草丛间鸣叫。

后来，河滩上开进了各种大型器械，挖、运、埋、接、修、栽，整个河道喧闹起来。这段项目叫藉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期工程，起点位于天润大桥上游五百米处，终点至一号橡胶坝，全长五点二公里。主要利用河滩天然形态，重点进行生态修复，改建现有河堤，包括河道疏浚、左右岸堤防加固改建、景观绿化工程等。

三期工程完成后，河道中的石块、杂物被清理干净。河道两侧，修成了人行步道，安了护栏，有些路段还铺设了橡胶跑道。步道内侧，修筑了花坛，栽种了各种花草。到了春夏时节，花团锦簇，尤为好看。

如今，全长约二十公里的藉河风情线犹如碧绿的腰带系在天水城区，它扮靓着这座城，滋养着这座城。

现在，我会抱着孩子，立于窗前，一起俯瞰藉河。看河道里芳草萋萋，河水因上游生态好转，变得清澈起来；看那几株高大的紫薇，开出了芬芳的花朵；看有人在河边钓鱼，一个下午一动不动，不知何时河里竟有了鱼；看某一天突然到来的野鸭，它们成群结队，在河中觅食、追逐，俨然成了河流的主人；看孩子们在健身器材上荡秋千，开心快乐地笑着……

我们自然也带着孩子去河边，闲走，找昆虫，看花草，或放风筝。风吹来，天空中飘满风筝。孩子偶尔跑得不稳当，跌坐在沥青跑道上，也不疼，反而坐着玩耍起来。有时，还会站在蘑菇桥上吹泡泡。斑斓的泡泡随风而去，孩子欢快的笑声也随风在河上飘得很远……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无比欢喜。

我依然会站在窗前看藉河。十多年了，藉河依然流淌，似乎未曾改变，但实际却几番变迁。它承载着人们过往的时光和故事，也记录着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和日新月异的面貌。

发表于《 人民日报 》（2023年5月22日 20 版）

甘谷的花香

□ 王琪

甘肃甘谷的春天，是从一朵月季花开始的。那时，整个县城都氤氲在一片淡淡的花香中。

清晨，我闻着花香，沿着康庄路去上班。人行道上的两行槐树，像两条绿色的飘带，在春风中起伏；绿化带里的一树树月季，排成整齐的方队，站在一棵棵冬青树之间，用灿烂的笑脸叫醒古城。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循着香味，我的目光被一朵红色的月季花所吸引。它热烈、优雅，美丽而不做作，大方而不轻浮，片片丝绸般细腻的花瓣在阳光下透明发亮。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摇摇地飞过，将我的思绪拉向时光深处。

1990年，我刚来县城工作时，脚下这条路和前方不远处的冀城广场，都还是一片片麦田和一户户农舍。我的老家在十余公里外，上班时，我骑一辆自行车，穿过一个个炊烟缭绕的村庄，穿过横跨在渭河上的大桥，再穿过这片麦田，就到了城里。城里只有一条街道，十分拥挤，没有斑马线，没有红绿灯，汽车、摩托、毛驴车、架子车、自行车、行人，一齐涌入街道；没有高楼，没有超市，沿路瓦房挨着瓦房，屋檐接着屋檐，街道两旁尽是伸帐搭棚做小生意的，蜂窝煤的青烟、煎油饼的油烟，一阵阵，一股股，飘向天空。站在任何一栋楼房上，几乎都能一眼望到郊区，望到碧绿的菜田和滚滚的渭河。下班无事，我就和同事上街转悠，常常不到半个小时就逛完了。街上除了商铺和行人，很难见到花草树木，更看不到月季花的摇曳。见多识广的同事说，咱们的小城真小啊！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县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一天天地长高了、长大了，而且有了老城区和新城区之分。老城区繁华熙攘，道路拓宽了，老旧楼房改造了，干净整洁，欣欣向荣；新城区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就像从老城区根部生长出来的一根根健壮枝条，蓬蓬勃勃。一座座大桥次第建成，成为连接新老城区的纽带。原来的沙沟大堤铺上了彩色的塑胶步道，像一条彩色的玉带，缠绕在县城的腰间。一条条新修的道路，一项项民生工程，铺展着现代、宜居的画卷。

无论新城区还是老城区，到处都栽满姹紫嫣红的月季。对于月季，我从小就喜欢。那时老家的院子里栽着两株红月季，春风吹来时，一簇簇花枝上长着小刺的花朵，红艳艳地盛开在院子里，像一簇簇火苗，甚是好看。红红火火的月季，寄予着父母对红红火火日子的向往。可我觉得月季花美则美矣，却太过平凡，缺了一点华贵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月季花的了解越来越多。月季花对土壤、气候要求不高，生性简朴，插枝可活，生命力极强，只需方寸之地，就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四季不断，月月开花，正所谓“花开花落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原来，月季花美丽的外表下，还有如此可贵的品格！如今，家乡人正把甘谷打造成“月季之乡”，月季花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幸福之花”。

芬芳了这座城的，不光有月季的花香，还有甘谷花椒和辣椒的椒香。

入伏以后，大片大片的花椒成熟了。明晃晃的太阳下，一粒粒花椒，像一盏盏小小的灯笼，温暖映照着甘谷的山川大地，微风过处，椒香四溢。我所在的西城区，新建了一处大型花椒交易市场，每天都有椒农开着装满花椒的三轮车前来交易，生意十分火爆。那时节，城里城外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椒香，老乡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秋风乍起时，辣椒红了。红艳艳的辣椒满山遍野，那饱含阳光、雨露和山野清风的香辣味萦绕在小城内外，久久不肯散去。不多日子，一串一串的红辣椒就会悬挂在每家每户的房前、树上、屋檐下，像一副副红红的春联，贴满渭河岸边、南北两山，祝福幸福生活。甘谷是远近闻名的辣椒之乡，种植辣椒已有数百年历史。数百年的研磨与品味，数百年的守望与坚持，让辣椒与甘谷人在精神上互相成全，在性格上互相融合。一碗飘荡着“甘谷辣”的油泼辣子，不仅是一种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缕悠悠的乡愁。

墨香，则是甘谷人心中最香、最美、最持久的一种味道。书香墨韵一年四季飘拂在甘谷的山水之间，县境内研习书法的人有数万人之多，许多人家都挂有中堂字画，藏有若干墨宝。2022年初冬，一个冬雪飘飘的日子，我和朋友提一罐自制的油泼辣子，去康庄路拜访德高望重的王老先生。先生年过八旬，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是当地妇孺皆知的书法家。当他听说朋友在当地融媒体中心工作，便铺开宣纸，饱蘸浓墨，缓缓写下了“美丽甘谷”四个大字，一边写一边说道：“我们甘谷变化这么大，又这么美，我愿意多写它。”老人语重心长，满脸慈祥。

临出门时，我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寻香望去，原来是老先生书案上的一盆月季花。三朵花亭亭玉立，花瓣半开半合，味淡而幽。霎时，一种融汇了花香、椒香、墨香的独特味道，荡漾在先生的书房内，继而飘散在古城的大街小巷。

我想，这种独特的味道，就是小城的味道、甘谷的味道。

发表于《人民日报》 （2023年8月16日 20版）

从打通关陇到贯通“丝路”

□ 阎海军

今天，在中国的大西北，人们可以轻松自由地选乘高铁，抑或驾驶汽车，展开一场东西畅达的奇幻之旅。这条通道上，汇集了除海洋之外的所有景观。

这条通道，在1877年，被一个名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命名为“丝绸之路”。其时，距离这条通道的最早开拓者张骞开通西域，已经过去了近两千年。

往昔的古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再度现出繁华与荣光。

丝绸之路，是一条开启文明的通道，是一条贯通古今的通道。

陇山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所经过的第一道巍然屏障，只有翻越了陇山，才能到达河西走廊。丝路的贯通，缘起于关陇古道的打通，是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秦人东进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天下大业。这是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

完成这一创世伟业的秦国，前身只是陇西高原上的一个弱小部落。这个部落在陇西高原与诸戎诸狄不断斗争、不断融合，最终壮大了自己。

秦人的崛起，经历了非常关键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陇西高原为根据地翻越陇山入主关中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以关中、陇西为根据地积蓄力量，最后完成狂飙突进式横扫六合的战争。两个阶段，秦人奋斗了670多年。

关于秦人在陇西的发家史，得从秦非子说起。《史记·秦本纪》记载：“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周孝王名字叫姬辟方，是西周第八位君主，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10—前896年。由此说明，周王朝运行到第八代君主时，秦人还是陇西黄土高原上寂寂无闻的弱小部落。

非子养马非常成功，周孝王很满意。为了奖励非子的功劳，周孝王想让非子做西犬丘秦人首领大骆的继承人，但是被申侯阻挠了。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妻子，生了成，申侯要让自己的外孙继承大骆。周孝王于是在陇山西麓（今甘肃天水张家川、清水县一带）封赐非子几十里土地，作为封邑，“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

非子的秦邑与其父亲大骆的西犬丘，形成了秦人的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附庸后，秦人算是正式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这是秦人崛起的起点。

秦嬴以降五代，都在东起汧河、西至甘谷一带的陇山南部山地及渭河沿岸台地与西戎犬牙交错式做着无休无止的艰苦斗争。秦嬴父亲大骆在西犬丘的其他子孙后代，后来全部被西戎杀灭。秦嬴后代中，秦仲也被西戎杀死。秦仲的孙子秦襄公继位后，秦襄公把妹妹嫁给西戎丰王，秦人与西戎的关系才略有缓和，但斗争依然继续。

艰难斗争中的秦人，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等到了机会。那一年，西周发生了灭顶之灾。《史记》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求褒姒一笑，导致了亡国之祸。但2012年面世的《清华简·系年》中，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清华简记载，周幽王主动进攻原来的申后外家申国，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幽王，西周因而灭亡。

“烽火戏诸侯”是真是假，实难判断，但周幽王在这一年的确死了。此时，秦人的首领秦襄公带兵营救申侯支持下夺权成功的周平王，并一路护送到了洛邑。周平王称王的同时，周王室的官员还拥立了周携王。两王相争之际，秦襄公对周平王的军事协助，让周平王十分感激。于是，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

周平王的权力本身来路不正，有了秦人的武力支持，周平王对秦人心存感激，从名义上让出了关中西部地区的领土。不过，这时的关中四处都是戎人，要把周王室开出来的空头支票变成现实领土，还得靠武力征服赶走西戎。秦襄公有信心夺回这些土地。他更看重诸侯这个名号。有了这个名号，秦襄公立即向其他诸侯国派出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隆重举行了祭祀天帝的仪式。

从最初周旋于西犬丘的小部落，到东扩占领陇山南部成为周王室附庸，再到正式成为诸侯国，秦人的东扩终于翻过了陇山。秦人在正式立国的基础上，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奋斗。

秦人发展的第一阶段，都城从陇山之西的西犬丘和秦邑，迁到了陇山之东的汧渭之会，完成立国重任，用时大约100余年。秦人发展的第二阶段，都城从汧渭之会一路东迁，先后经历了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多个时期。定都咸阳的时候，秦人彻底完成了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秦人用时500多年。

秦人东进的同时，并未停止向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的扩展。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开创了中国郡县制的雏形。其时秦国在陇西的疆域依然在渭河沿岸。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疆土有了大范围扩展。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攻灭狄族，设立狄道（今甘肃临洮）。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设置陇西郡，三十五年（前272年）诱杀义渠王，在其地设北地郡（今甘肃宁县西北）。至此，秦在关中西北部拥有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后秦国又修筑了从陇西郡到上郡的长城，将防御线连成一起，建立了稳固的西北根据地，为消灭六国奠定了后方基地。

秦人在陇西高原和关中平原的斗争过程，是血与火的战争历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考古发现来判断，秦人在继承商文明、尊崇周文明的同时，吸纳了西戎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归顺秦人的戎人，不断被秦人移民安置到关中一带。戎人的文化和文明从一个侧面支持了秦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的壮大，戎人融入秦人势力的过程，也扩展了秦国族群结构的多元丰富性。

秦人东进，陇山一直是基点。进入关中前，秦人以陇山为轴心，促进了陇西高原游牧文明和关中平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入主关中之后，秦人对关陇两地的治理更加速了两种文明的融合。关中平原和陇西高原以两种地理区位和两种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秦国的立国根本。以陇山为轴心的关陇互动结构，催生的文明动力、军事战力、文化实力，最终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席卷全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中国的先贤圣哲都在幻想完成“四海之内”“九州之域”的“天下中国”建设，然而，“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让“天下”变为现实的，是发端于陇西高原、成长于关中平原的秦人，他们由秦国而大秦，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中国”。

开通西域

秦人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一统天下，也制造了二世而亡的悲剧。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对抗，刘邦最终胜出。刘邦不仅继承了秦朝的国都，而且基本沿用了秦朝开创的制度。

刘邦之后，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如果以上《汉书·食货志》的表述属实，刘彻接班时的汉朝，真可谓富得流油。然而，匈奴带来的耻辱，大汉皇室内部成员记忆深刻，如鲠在喉。

刘邦死后，匈奴单于写信骚扰吕后：“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算第一大耻；“（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一路南下，突破萧关，直逼长安，这算第二耻。

过去七十年，除了发生这两大耻，匈奴对汉朝的要挟、骚扰、挑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汉匈之间的和平其实是有限的和平，是汉朝深陷屈辱的和平。

“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汉朝要长治久安，必须一揽子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这是事关汉祚的命脉问题。刘彻有这个雄心壮志，他一心要建立比肩秦始皇的功业，很快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汉朝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全是匈奴的地盘。刘彻在公元前138年派出张骞去西域寻找同盟，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右臂”。不料张骞离开后杳无音信。

联兵作战实现不了，刘彻只能靠自己。从公元前127年到前119年，刘彻先后发动13次大规模对匈作战，向北部的进攻从北方前线多点出击，每有胜算，迅速撤还，回环往复地驱赶，终将匈奴赶到了漠北；向西部的进军，源源不断的汉家将士翻越陇山，以陇西为前哨，不断出击，完全占领了河西走廊。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正酣时，被匈奴扣押长达十多年的张骞奇迹般地返回了。刘彻最初联兵大月氏的想法已经时过境迁。张骞带来的信息，给了刘彻与西域建立联系的信心。张骞受命二返西域（前119年—前115年），打开了汉朝与西域诸国互动的闸门，一直到公元前104年和前102年，汉朝两次以得到汗血宝马为由攻打大宛国，最终奠定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真正掌控。

在用兵西部、北部对付匈奴的同时，刘彻还在南越、东越、辽东一带出击，取得成功。汉朝一度拥有了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但纵观刘彻一生和汉朝历史，经略西部一直是汉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刘彻将汉室核心军力排布于陇山之西开疆拓土，占领河西、掌控西域，真正实现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战略构想。

表面看，刘彻用兵的重点在北方，主攻方向在北部，但刘彻真正拓展的疆域其实绝大部分在西方。他推动的外交、商贸活动所促进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对象也在西方。

秦汉以长城为边线与匈奴展开的拉锯战，并没有促成更多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相反，在西方，刘彻的用兵和外交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实质的文明互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与民族融合（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中亚东部地区新的农作物，比如苜蓿、石榴、葡萄，被引入汉朝；此外，汉朝还引进了异域风格的音乐、化妆品等。

汉承秦制，实现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以关中、华北为基础，以陇山为基点，逐步向西推进，形成了以陇山为轴心，东部关中、华北为一翼，西部陇右、河西及西域为一翼的互动格局。这是秦以陇山为轴心，促成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互动格局的升级版。这个升级，带动的正是中国自然而然的历史生成过程。

汉以陇山为基点的西扩，促成了“天下中国”版图的再扩大，国都长安成为真正的天下中心。汉朝西扩完成的疆域，为后世中国的版图结构奠定了基础。

融通与阻隔

公元前119年，前往西域的张骞通过河西走廊时，姿态昂扬。20年前，同样的前行，尽管他谨小慎微，但依然未能避免被匈奴活捉的命运。

张骞西行心态的改变，源自西汉少年将军霍去病对河西走廊的征服。

刘彻第一次派遣张骞前往西域时，整个大汉王朝对那里的情况完全未知。张骞翻过陇山，越过黄河，一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限制了人身自由。

刘彻反复用兵，奇勇多谋的霍去病分两次顺利消灭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河西走廊收归汉有，刘彻对西域的经略才有了可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业绩，与刘彻的战争成果一同水涨船高。

整个汉朝的影响力，以长安为原点，通过河西走廊大通道，辐射到了西域。华夏中国的文明，也通过这条大通道，进而与以希腊、罗马为源头的欧洲文明在新月沃地——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牵手相遇。

与“天下中国”的实现相伴生的这条大通道，自汉武帝刘彻开通以来，一直牵动着欧亚大陆的互通。这条大通道开通接近两千年后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为它起了一个非常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横贯欧亚大陆的大通道从开通到被命名为“丝绸之路”，它的畅通一度成了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汉王朝虽武力强大，但内部权力运作却屡屡出现宦官与内戚争权的弊病。王莽改旗易帜，西汉终结。刘秀历尽艰险，建立东汉。班超苦心经略，西域再度回到中原麾下。

然而，东汉运行两百年后，权力内斗再次波及王朝安危。以调停为由的西凉军阀董卓从河西带兵一路向东翻越陇山，直扑洛阳，天下从此陷入类似春秋战国一样的大混乱时代，“五胡十六国”出现，东西互动戛然而止。从长安到西域，整条通道失去关联。

隋炀帝杨广勇谋孔武，一路西征，重新打通东西交流大通道。唐承隋的天下，再展雄风，让东亚复现“天下中国”体系，东西文明再次频频互动。

盛唐好景不长，“安史之乱”让中国重回乱世。吐蕃一步步蚕食陇右河西，且攻破陇山防线兵锋直抵长安城下，唐王朝陷入风雨飘摇。随后，吐蕃又进攻西域，唐贞元六年（790年）北庭都护府沦陷，安西都护府也与长安失去联系。安西都护府万余老弱残兵从此孤悬西域40载，为大唐守护最后的尊严和荣耀。

大唐气数尽绝，“五代十国”又是列国争雄，一直到两宋终结，东西通道都一直没能贯通。

蒙元横空出世，不仅作为征服王朝统治了中国全境，还构建了全新的世界史。东西大通道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比过往任何时期更加便捷的通顺。

明代勠力复兴中原王朝的固有版图，但影响力只达嘉峪关。直到满清作为新的征服王朝再次统治中国，东西通道又恢复到了汉开通之始的段位。

纵观中国历史，“丝绸之路”其实只在四个时期被打断：“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宋朝和明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东西连接的大通道，陇山一直是一道阻隔。历史上，“丝绸之路”畅通，东西互动顺遂，陇山的关隘之闸就处于开放状态；一旦“丝绸之路”遇挫，东西互动受阻，陇山关隘就成了决定乾坤的命门。

王莽垮台，隗嚣依据陇山之险割据陇右，刘秀煞费苦心出奇计才攻陷了隗军；东汉末年董卓从河西翻过陇山，直扑洛阳，造成汉朝终结；三国时期，诸葛亮从蜀中绕道六出祁山，试图逾陇偷袭长安，终未成功，抱憾收场；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势东扩，翻越陇山直抵长安；北宋时期，宋兵死死守住陇山抵御西夏，避免了西夏图谋关中的打算……陇山之巅上演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陇头流水陇坂长

任意打开一副标准版本的中国地图，东西对折线刚好与陇山重合。陇山与贺兰山南北绵延，将中国分出了东西两部。

在秦汉和隋唐王朝，都以关中平原作为首都所在地。这种选择与关中的特殊地理构造分不开。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四关锁笼、四塞拱卫，关中地理区位实为易守难攻之地。关陇大地的分界线——陇山，拱卫着关中西部，像一堵边墙一样南北横亘分别连接着武关和萧关。陇山在关中作为帝都的时代，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拱卫京师作用。即便在经济重心南移、国都东移的时期，陇山依然因为北部有黄河几字弯天险和毛乌素沙漠、南部有秦岭崇山而起着屏障作用。

陇山巍峨，但有人类活动以来，必然就有了翻越陇山的行为，这一点，从考古遗址陇右大地湾文化和关中仰韶文化之间的联系就能判断出来。然而，有组织开凿、沟通秦陇的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应该是秦人最早实施的。秦人在入主关中的过程中，反复翻越陇坂。定都关中以后，陇西一直是秦国的根据地，交通运输日益繁忙。尤其到秦昭襄王修筑战国秦长城时，秦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已经领先同期其他国家，伴随国家发展需要，对于道路的要求也与日俱增。秦始皇西巡陇西之后，下令全国修筑驰道，这次国家实施的整修行动，应该是奠定关陇大道的基础性工程。

从秦人最早大规模打通陇山通道，到汉武帝时期凿空西域、贯通“丝路”，直到近代铁路、公路修通以前，古人对陇山的翻越，一直充满艰辛。

沿着丝绸之路从长安到西域，翻越陇山，较大的通道由南向北依次是渭河狭道、咸宜古道、陇关道、秦家源道、陇坻道主干道、番须道、鸡头道、瓦亭道、六盘道、木峡道、石门道。这些关道隘口，越是向北，越是平缓易行。

因为渭河峡谷太过险峻，渭河峡道由陆路、栈道、岸边台地共同组成，窄狭难行。除了军事作战，或者族群小规模往返，大规模的物资运输，可能性极小。梳理史籍，渭河峡道过于寂寥。

秦汉时期通行最广的关陇通道，应为陇关道、陇坻主干道、鸡头道；唐宋时期，使用最多的关陇通道应为秦家源道、木峡道、石门道；明清之际，逾陇最便捷的当为咸宜关道和六盘道。

每一个关隘连接着一条古道，在距离长安最近的地方，共同构成“丝绸之路”东段。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连接了不同的“丝路”文化和文明交流。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大致从这首北朝乐府民歌《陇头歌辞》开始，后世关于陇坂的书写，几乎全部染上了悲情调门。“陇头流水、呜咽断肠”一度成了中国古代诗歌表达悲苦愁思的代名词。

安史之乱后，丢官穷愁的杜甫离开华州，一路向西。他翻过陇山写下了“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的感慨；王维经过陇山有了“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的《陇头吟》。

“陇头流水”滥觞悲情，一直延续到近代。

1922年，于右任和杨虎城等人的靖国军在马嵬兵败，于右任逃离关中，绕道陇右，他翻越陇坂时也写下了“陇头呜咽水，时作断肠声。可是长征者，而忘故国情。余年期有补，百战悔无名。悟到安人策，无劳再说兵”的悲情诗句，与古人心境如出一辙。

陇坂巍巍，古道悠悠。

陇山和“丝绸之路”交合之地，形成了无可争辩的文明十字。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陇山亘古未变，栖居陇山左右的人类活动，时而欣慰它的屏障之利，时而感叹它的阻隔之巨。凭守和开凿，在两千年的时光里轮流推演。陇坂，这阻隔东西的山脉；“丝路”，这联通东西的通道，一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演进，记录了“历史中国”生成的缓慢进程。

今天，铁路、高速铁路，公路、高速公路，依然在翻越陇坂的古隘口通过。因为现代筑路技术的提升，巍峨陇山不再是横亘于关陇大地之间的屏障。凭借现代通道和交通工具，中国东西部地区的联系，紧密而高效。

丝绸之路翻越陇坂两千年，人间换了无数次，山川一直并未动。

发表于《光明日报》（2023年5月19日 13版）

足迹

□ 汪彤

每次在视频中看到父亲提着一些瓜果、蔬菜，我都会叮嘱：“爸爸，你都七十多岁了，这个年龄不要提重物，对身体不好。”

父亲说：“不多，不多，只有七八斤。你看这个小南瓜长得多好。”

对于植物的果实，父亲总有许多偏爱，这或许缘于监狱农场的生活。

父亲和母亲在我上大学之后，结束了矿区30年的教学生涯，来到了城市里，开始了改造罪犯的工作。母亲成为一名监狱警察，穿着警服给少年犯讲课。父亲则来到监狱农场，带领成年犯劳动，让他们学习自力更生的技能。对于父母来说，这份工作的意义，除了生存所需之外，还让他们心怀美好的期待：教这些罪犯识字读书、掌握劳动技能，让他们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父亲出生在农村，土地里的活计样样都难不倒他，何况他还是烧着柴火读夜书的人。父亲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无论是田地里的活，还是课本上的道理，他都懂。

记得我大学放暑假第一次去看父亲，只见他的警服衬衣已洗得发白。他管理着几百名犯人，天不亮就起床，组织他们去食堂吃饭。清晨趁阳光还不强烈，带着他们在田地里学习耕种。蔬菜地、麦子地、西瓜地、苹果地，到处都洒下了他的汗水。太阳下山，父亲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宿舍。他把农田里做农活的技巧和生活中的道理，都教授给犯人。

父亲的宿舍里，有他从高中就开始喜欢的《鲁迅全集》，然而书面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枕头旁边放着的则是《苹果实用栽培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这些书被经常翻看，书的边沿有些发黑、磨毛。

劳动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我想起在老家的院子里，父亲每天早早地从奶奶家出发去很远的田地里，中午回家吃饭时总会带回来几捆麦子。父亲把麦子往院子中间一扔，叮嘱我：“这几捆麦子，你用剪刀剪掉麦穗，干干农活……”剪刀磨着我的中指和食指，越来越红，很快长出了一个白色的水泡，麦穗却只剪了一捆。我看看父亲，心里有些埋怨。父亲在剪刀上缠绕了一些布条，又将我的手包扎了一下，说：“不着急，慢慢剪，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就这样，一个礼拜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院子的小板凳上，用剪刀剪麦穗。很快，我的身边堆起了麦穗头，像一座金灿灿的小山。这座“小山”又被父亲拉到打麦场，变成了一粒粒饱满的粮食。我吃着由这些小麦做成的馒头，感觉格外香甜。自此，我享受到了劳动的乐趣。

若干年后，我每天起早贪黑，写下一些文字，我坚信，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通过劳动收获了果实。”清晨或黄昏的小道上，父亲常常会提着自己刚收获的瓜果、蔬菜，步履蹒跚而坚定。这让我想到他人生的足迹。

发表于《光明日报》 （2023年2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