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麦积山到花海子

    □往事并非如烟 水天中

    ▲麦积山侧影

    在中国古代美术遗迹之中，我最敬仰北方石窟艺术。在北方诸石窟之中，我与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独有一段因缘。

    我去麦积山是在1957年，在那里度过了春末夏初的日子。那时由天水城里通往麦积山的简易公路刚修通不久，平时没有车辆通行。由于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麦积山文管所几乎动用全部力量迎接我们上山，所谓“全部力量”者，就是所长本人和他的那匹马。

    和我同行的是天水雕漆工艺厂的画家何晓峰，我们是邂逅而遇，都抱着忙里偷闲的私念登山。当然他比我远为潇洒，虽然身为画家和工艺师，但不携一纸一笔，却带了一大摞线装古诗集。他那一身黑色衣褂，在麦积山中更觉得儒雅娴静。

    文管所长是一位转业军人，热情纯朴，一路说笑不停。他的马还留着一点军旅气概，但马背上驮的是我们的行李和一路采买时鲜菜蔬。

    不到一百华里的路分两天走，第二天午前便到了麦积山下的瑞应寺。瑞应寺就是文管所之所在。要上麦积山，就得进寺院大门，穿过院落，从后院登木梯、上栈道。常年无人，所长关门闭户，便可固守宝山。

    这里清静极了。我离开单位时，刚刚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长篇讲话。和历来传达中央文件的形式不同，甘肃省委领导在兰州五泉山公园传达讲话。书记在山上一个幽美的寺院里讲，干部们分散在各个景点听，或临清泉，或抚孤松，或倚怪石，在斑斑树影淙淙水声中听中共中央文件，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就在各单位积极准备大鸣大放时，我的创作假期开始，这便有机会离开沸腾的文艺战线，到深山古寺之中独处。

    不是说“百家争鸣”吗？山里有各种不知道名字的鸟，但它们似乎从不争鸣，只是在松涛过后，能听到一两声鸟叫，让人去领悟“鸟鸣山更幽”的意境。

    瑞应寺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本就在寺里居住的和尚，现在成为文管所的兼职炊事员。晓峰说他并非和尚而是道士，但无从考订，因为他已经是世俗装扮。另一个是一位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对我们的招呼总是瞠之以目。后来晓峰打听出来，这个比我们大二十多岁的人是省政府某厅的工程师，他双耳全聋，又有神经衰弱病久治不愈，自己找到这个绝对清静的地方来休养的。

    ▲麦积山石窟133窟释迦摩尼及罗睺罗造像

    初到麦积山的几天里，所长带领我们四处走动游览，从坡下的溪涧到山顶的浮屠，无一遗漏。所长对文物本身所知不多，但这更使人舒心——我最怕置身文物室库之中却面对喋喋不休地讲解。他精力充沛，忠于职守，这对于只设一名正式编制人员的文管所，真是很好的人选。两三天之后，所有的洞窟、塑像、壁画都已看过一遍，晓峰便不再登楼梯爬栈道。我每天早饭后拿钥匙开通往栈道的小门，一个人到悬崖间仔细研究那些面对天宇和山野的塑像，一边作笔记，一边拍照片。

    1957年初夏在麦积山拍的那些照片，大概是我最有价值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后来刊登在甘肃画报上。那些照片之成功，主要是由于我有十分充裕的时间和十分平静的心情，可以在每一个塑像周围慢慢琢磨，在晨昏明晦各种光线角度下发现它们特殊的美。

    十来天之后，我从全山数千尊塑像中结识了不少会心俊彦，甚至觉得他们在寂寞中等待我去拜访。我常常拐下高梯，凝望西崖岩壁上凌空打坐的泥塑。开元二十二年的秦州大地震使这里的大片山体坍落，剩下几尊菩萨身临百丈悬崖而神色恬静如故。我常常在那里透过他们清逸洒脱的侧影，远眺紫翠的群山。他们已经悬空打坐了一千年。我不相信他们能再存在一千年，也许在几年之后的一场暴雨或一次地震中，他们又回到山下的土地之中，就像他们诞生之前那样。

    从紧靠悬崖的曲折木梯走下，踩着凌空铺设的薄薄木板，进入133窟，在暗黑的洞窟里静立一会儿，眼前渐渐显出一大一小两尊佛像的轮廓。这是释迦牟尼和他的幼子罗睺罗的塑像，佛陀那只极富表情的手，在即将抚到孩子头顶时停住了，形成一段无限遥远又无限亲近的空间。正是在幽冥的微光中，这种极度克制着的人间深情才如此动人，又如此富于庄严的宗教意味。我觉得这组塑像的艺术表现力，堪与西斯廷教堂中，米开朗基罗所作的天顶画《创世纪》中的上帝与亚当之手相媲美。

    阴雨天我们在瑞应寺廊下喝茶，有时谈佛，有时谈诗。我们争论唐、宋艺术的优劣，争论杜甫《山寺》诗究竟是不是写麦积山。晓峰对此最有发言权，他熟诵秦州杂诗，并对诗人吟咏过的山川名胜做过对照考察，我从中获益不少。

    工程师多谈往事，例如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与郭沫若为邻，常给郭沫若以生活上的照应，郭沫若给他题字时以“燕赵自古多侠士”相誉。由于他双耳失聪，我们谈起话来颇费周折，也颇具逸趣。小桌上放一张大纸，一边讲话一边写出字来。他睁大眼睛盯着纸，一面滔滔不绝地大声应答。说到紧张处，我们常常忘了往纸上写，急得工程师大瞪其眼。

    如果所长也参加谈话，趣味性便大增。他和炊事员都能讲大量野兽的故事，这一带是野猪、豺狗、豹子、狼、狐狸、鹿出没的地方，最使人毛骨悚然的是豺和豹。豺狗总是成群出动，对猎物穷追不舍，常常从牛、羊的背后发起突然袭击，无声无息地跳起来咬住牛的屁股。剧痛使牛狂奔，而豺狗紧咬不放，常把牛的肠子咬出来拖好远！而这一带的豹子，更是奔跑跳跃攀援无所不能。前几年常有鹿被豺、豹紧追，无路可走而从麦积山一百多米高的悬崖边一跃而下，摔落在瑞应寺的院里。

    所长又说，豹子伤人事件，常常是用尖利的爪，将人的整个脸皮抓下来。我们大为惊异。他解释说：“豹子最怕人的脸。不光豹子，所有的野兽都怕人的脸，你想想，野兽的头都是茸茸毛毛的，人的脸光光的，眼睛还咕噜乱转，真是难看极了！”这一席话真是闻所未闻。

    蜡烛燃完了，和尚拿来了一盏油灯。寺外山林里传来野兽的嗥叫声，所长说是狼。我问他：“鹿从山崖上跳下来，能保住命吗？”

    “咳！四十几丈呢！连一段整齐骨头都保不住。还有个中学生从山顶上摔下来。那儿长着几棵白皮松树，都像是弯腰往下望的样子，一个来参观的学生向他的同学表演，要把弯曲的小树向身边扳直，到树干扳直的时候他的劲也使完了，小松树一弹，学生便像流星一样飞下来。”站在一边的和尚说：“那几棵树从下面看白白细细的，怎么那么大的劲。把学生摔出去比鹿跳得还远。”

    ▲麦积山下乡民兜售小猫头鹰

    到夜里，松涛山风间，有时传来凄厉的嗥叫。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总是世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族群吧。它们的历史也许比古老的石窟更为久远，不知道它们对这座孤高耸立的奇特山峰怀着怎样的感情。此刻它们也许在朦朦月色中注视着这座山峰。听说前两年修公路时爆破炸山，这里的野兽全逃向更远的山里，现在它们又慢慢地回来了。

    拍照基本结束了，我开始画画。一开始几个人都兴致盎然地陪我作画，但我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于是大家各行其是。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山上写生，晓峰和工程师在院子里读书。

    我在七佛阁窟廊写生的两天，天气晴朗澄澈，忽然想起杜甫的《山寺》诗：“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在那一刻，我相信这确是诗人登临麦积山之作。也是在那一刻，我忽然闪过一种奇怪的念头：我是在现实中生活，还是在做一种回忆？回忆自己在一个晴朗的初夏，在一个避开纷争人群的山上，眺望远处的山林。我是在按照王作计划来考察一座古代石窟，还是在为很久以后的回忆准备材料？为此尽一切可能使自己放松，使自己不盘算这座山林之外的一切。

    临近端阳节时，我们想改变一下山上清淡的伙食。我们开列了一张采购清单，大家想出了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食品名目。当见我把“冷荤”错写成“冷晕”时，大家同声大笑，这是筹划过节最轻松喜悦的时刻。所长从城里回来，食品清单上的东西只买到很少的几样，但对我们几个人已经足够。另外他还带来一捆“人间”的报纸。

    随便翻翻，便感觉到山外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闹，和我们山上的生活形成极尖锐的对比。而雕漆厂也捎话来，让晓峰下山回厂参加整风学习。

    端阳节那天很晴朗，我们把小方桌搬到阳光下，摆上和尚做的“冷荤”。山下传来汽车响，铁路局团委组织的青年职工上山参观。他们穿过寺院，惊奇地注意到我们一边讲话一边在一张大纸上乱写。有人说：“这几个算卦的，伙食真不错！”

    饭后便细读报纸，报纸内容的生动和丰富多样，真是前所未有，使人眼花缭乱。各行各业都在大鸣大放。阅尽人世沧桑的工程师大为激动，一边念着民主人士的发言，一边说：“真心话！真心话！”

    ▲麦积山石窟西崖

    进入六月以后，游览的人渐多，过三五天就会有一批人上山来。附近山村的农民偶尔也带着土特产到瑞应寺门外卖。一天下午，我看到几个孩子捧着一只小猫头鹰。这雏鸟样子挺可爱，可没有一个游客要买猫头鹰。我用两块钱的高价买下它，用厨房里的鸡内脏饲喂。这个小东西白天非常安静，可天一黑就活跃起来，眼睛发出绿色的亮光，嘴里发出“瞿—瞿—”的怪叫，在屋里不停地绕圈子。这使晓峰又叹气又摇头，他认为这是一种凶兆。

    在没有游客的时候，我仍然上山，继续和那些熟悉的塑像作精神上的交流。我放弃了对那些美丽的塑像做历史考证，既然我们已经这样熟悉。我只想像遇到一个小孩或姑娘那样，有礼貌地问一声：“你从哪儿来？”你从哪儿来？这成为我给自己设定的研究课题。我觉得艺术史学者喜欢在石窟塑像中追寻异域文化因素。至少在麦积山石窟的雕塑中，以西域文化、鲜卑文化的影响为重点的思路，我以为是错误的。因为我在许多塑像，特别是在供养人形象中，看到了许多秦州人的形貌。当地文化环境，当地形象资源一定会表现在历代工匠的创作中。美术史家往往沉浸于作品之间的对照分析，却忽略了作品与现实人物之间的对照分析。我想在天凉后再来天水，用抽样的方式收集100张当地人的照片。为了避免选样中出现主观选择，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例如在照相馆里抽取各种年龄的照片等等，以此作为对照分析的材料之一。另一方面，石窟雕塑工匠的来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可能会找到一些间接的、侧面的文献材料，证明我的推想——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和历代塑像的建造者，主要是来自秦陇一带，即关中和陇东陇西的工匠。北朝前期存在的西域文化歇晌，到魏孝文帝时期，突然变得稀薄。公元500年以后，这里的塑绘所表达的是以中原文化角度所想象的佛国。宋代佛教艺术中，本土文化之居于主导位置，已十分清楚。这固然是由于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但更重要的是西域通道的阻断。石窟艺术的本源在西域，中国北方石窟的西域因素是由“进口”的工匠和进口的“标准”构成的。而其成品的原材料却是真实的人。当由西域经过河西走廊到中原的通道被战争和武装割据阻断之后，土生土长的中原工匠们，能够长久地依赖外来标准从事他们的塑造吗？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如果我们将一条溪流引向另一条不同水质的河流，河流在接纳了不同水质之后，当然会发生变化，并将这种变化一直传递到漫长的人海口。但在溪流入河的通道被堵封之后，河水当然会发生又一次变化。用这种思路解释复杂的艺术史现象，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但这正是我在麦积山石窟的悬崖石廊间，反复想过的事情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对中国古代雕塑诸阶段的评价。人们常说隋唐的辉煌和其后的衰落，我在麦积山的感受却与之不同。在仔细看过麦积山的宋塑之后，我觉得佛教势力的衰落与佛教艺术的衰落是两回事。由魏晋到隋唐，再到两宋，中国的雕塑艺术发生了风格和样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不能等同于进步，也不能等同于衰落，但它一定与人们对宗教的感情和对现实生活的感情都有关系。

    麦积山石窟这一千五百多年间，由不同的工匠在不同的环境里塑造的7000尊雕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变故，蕴藏着多少故事，但它们却永远沉默着。这种包含着无穷文化意义的沉默，使石窟的巡礼者体验到在一般山林间所没有的神秘。我自忖是一个缺乏宗教感情的人。我不能容忍香火繁盛的寺庙：使人窒息的烟雾，熏黑了的屋宇，俗滥的装饰，还有那些怀着十分具体的世俗目的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之川流不息……那简直是距离佛陀追求的境界最遥远的地方。而在麦积山，当我在孤高耸立的岩壁间，远眺斜照拉长了影子的山谷时，我确实感受到某种崇高、永恒的精神境界，那是在其他好山好水间不存在的境界。我一直忘不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游行记》中所记述的那些在藏北高原上独自修行的佛教徒，他们在极度寂静中面对被朝霞或夕阳照亮了的雪山，做宗教冥想。而中国内地的佛教徒却是太轻松、太随便了。

    没有不散的筵席。工程师、晓峰和我同一天离开麦积山，仍然是所长牵着他的马送我们下山。我手里多了一个篮子，里面放着小猫头鹰，因为是大白天，所以它十分安静。在天水火车站站台上，小猫头鹰被列车员发现，坚决不准我把它带进车厢。眼看火车要开了，我把它送给两个看热闹的男孩，跳上车厢，回过身来向那两个欣喜若狂的孩子大喊：“给它喂肉吃！喂——生—肉！”

    (水天中，1935年生于兰州。著名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史论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