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张广成

唐代，是牡丹的栽培和观赏进入长足发展的高度繁荣时期。客观地讲，唐人对传统花卉文化尤其是牡丹文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贡献。

牡丹地位的升格。此前，“世以崇梅爱菊为高，爱牡丹者近俗。”(刘辉晓《绮园牡丹谱序》)即是说：唐代以前人们对花卉文化的认知是以崇尚梅、菊为高雅，牡丹则是山野粗俗之花，不入正品之流。

入唐后，尤其是开元以后牡丹的地位大变。宋·钱思公云：“唐人谓牡丹为花王，姚黄真其王，魏紫乃其后。”(明·薛凤翔《亳州牡丹史》)。姚黄、魏紫，牡丹品种名。以帝王、皇后喻尊牡丹，可谓崇尚至极。

又“上赐杨国忠木芍药数本。”(清·刘灏《广群芳谱》)木芍药、即牡丹。能做为赐予宠臣的御物，说明牡丹在人们视野中已脱俗高贵。

牡丹品类的空前繁多。由于唐人对牡丹的痴爱，必然带动了牡丹花卉培植技艺的钻研和提高，如前人所言：“施之以天时，顺之以地利，节之以人事。”(清·丘道源《牡丹荣辱志》)。遵循天时、地利的自然规律，加大投入人的体劳和为市场所需而开发脑智，以求得品类数量的攀升、奇异珍品的应时面世。

成果是可观的。不期，牡丹的品类已达数十百种，花色也诸色繁多、赏心悦目，深获雅俗共赏的美学欲求。牡丹终于进入此前未有的飞跃提升格局。

文献有载：“洛人宋单父，字仲孺，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人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清·刘灏《广群芳谱》)

宋单父为唐玄宗培育牡丹，“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其人的确是一位身怀绝艺的超级花卉大师。

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初有木芍药(牡丹)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间香艳各异。”(引自清·刘灏《广群芳谱》)。此牡丹品种以晨、午、暮、夜随时移而别呈四色，且昼夜散香殊异，实在是异种珍品。

唐人推崇的是深红、重瓣、百朵簇枝的牡丹，被视为极品。唐·王维《红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全唐诗》二函八册)。红色牡丹，深为诗人垂睐。

唐·苏鹗《杜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这分明是牡丹培育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观赏品味有了选择空间。

上述记载，虽有玄怪不经的夸张描述，但毋庸置疑，内中投射出了唐人对牡丹花卉园艺技术的追求、探索和提高的信息，培植出了一批牡丹系列的奇珍异品，委实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唐代，无疑是牡丹始入品于花卉文化之列、并得以发展的时期。

唐诗中对牡丹的推崇和痴情。唐代是古典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对于牡丹花事的社会现象，必然留句于篇章之中。翻阅《全唐诗》，涉及牡丹的诗歌，粗略计之，大约有近六百首左右。其中，不乏描摹牡丹美轮美奂、风姿绰约和抒发赏花逸情的美篇佳作。例如：徐凝《牡丹》诗曰：“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全唐诗》七函十册）；罗隐《扇上画牡丹》诗句有云：“根生无地如仙桂，疑是姮娥月里栽。”（《全唐诗》十函四册）。

一说“神女作”，一说“姮娥栽”，如月中仙桂，推崇牡丹是由仙界降临俗间之花，大有此花只应天上有，人间有幸几曾睹之慨叹！

白居易《惜牡丹花》诗句有：“明朝风起又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全唐诗》七函三册），诗人黑夜秉烛观赏，足见其意之切、其情之浓、其好之痴。

唐代牡丹文化有了大规模的空前发展，主要是品位提高，士庶参与，雅俗共赏，促成了文化的牡丹、花卉文化中的翘楚；其次培育技艺长足提高，品类繁多，珍品叠献，添誉了牡丹，丰富了花卉文化之苑囿；还有栽培地域拓展，形成了花卉文化中的一大强劲统系，为此后宋代牡丹文化的鼎盛延承，搭建了游刃自如的平台，且为此后历代牡丹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两代是牡丹文化发展传统中的双璧，其特点在于：唐代有些悖理沉溺，略带狂态，宋代渐趋于回归理性，稳为常态。回归不是倒退，是兴利除蔽的螺旋式上升的延承和发展。

牡丹文化发展中心的脉络，大体可描述为：初盛于长安，漫衍至洛阳，继而分流两支。东传一支，延于亳州，尔后，“亳州寂寥，而盛事属归曹州。”（清《曹县志》）曹州今属山东辖境，曹州牡丹至今负有盛名。南传一支，延于蜀川，造就了名贯遐迩的天彭牡丹。（宋·陆游《天彭牡丹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