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玉璞

本期赏析天水南宅子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块匾额，长186厘米，宽86厘米。正文：品高月旦。上款：署成县儒学正堂加二级郭文烁 为；下款：道光十四年六月乡饮耆宾冯鸣玉 立。整匾红底金字，无边，四角雕刻草叶龙纹，行楷书法，阴包阳刻。

郭文烁，甘肃武威人，拔贡，清代清涧训导。清涧古名宽州，位于黄河陕晋峡谷西岸，榆林东南部与延安交界处及无定河、黄河交汇处，今属榆林市管辖。书写此匾时，郭文烁任成县儒学正堂之职，正八品，是负责一个县教育事务的最高官员。

乡饮耆宾是一种荣誉称号。清制，每岁由各州县遴访年高有声望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所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称为乡饮耆宾。最早记载“乡饮酒礼”始于周代，初为乡人聚会的一种方式，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秦汉以后，乡饮酒礼长期为历代士大夫所遵用。《说文》注：“耆”，老也。即六十岁老人也。“宾”，所敬也。《礼记·乡饮酒义》注：宾者，接人以义者也。《仪礼·乡饮礼》注：贤者为宾。由此可以解释，“耆宾”者为六十岁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当然，在清代“耆宾”名号的加冕手续非常严格、郑重，须由官方正式确认。据有关资料记载，“耆宾”的荣誉职衔可达知州知府，其社会地位也高于花钱捐官且闲赋在家的同职衔的人。“乡饮耆宾”享有参加由地方官吏主持的“乡饮酒礼”的礼遇。这种酒礼是一种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一般在每年正月某日和十月某日举行。宴会当天，各路耆宾在儒学讲堂依次坐好，主持官吏大唱赞歌，并依次饮酒，互相礼拜，以这种独特的尊老仪式达到官方教化民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的目的。在当时，人们都把能荣膺“乡饮耆宾”作为一种巨大荣耀。

由此可见，“乡饮耆宾”尽管非地方官员，但在乡里、族里名望颇高，他们可以帮助官府推行地方教化，实行“家长式”的管理。它将情感、道德与法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用一种宴饮的方式推行礼仪教化，宣传法律精神，弘扬礼遇贤能、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又起到凝聚人心、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正文“品高月旦”当中的“月旦”指的是“月旦评”。“月旦评”是兴起于东汉时期汝南地区月初品评人物的风气。这种风气的产生与当地辟举制度有关。文人们如想获得辟举，出任地方行政机构官员，必须获得人们的好评。而在当时的汝南地区，名士许劭和许靖都喜欢发表意见、品评当代人物，常在每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故称“月旦品”“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因而闻名遐迩，盛极一时。例如许劭评曹操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月旦评影响深远，孔尚任《桃花扇·修札》：“舌唇才动，也成月旦春秋。”能够在月旦评当中获得好评，是文人士子的殊荣。此匾“品高月旦”就是赞誉受匾人冯鸣玉老先生的品格情操，即使在月旦评当中也属高格，是对他的学识和人品的称赞。

当然，时人对月旦评也有讥评，祖纳和王隐都认为一个月内便行褒贬，实在太过草率。梅陶更称：“月旦，私法也。”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后汉书》本传亦称许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葛洪更认为“月旦评”是结党营私的表现。明·袁可立《睢阳人物志序》：“作正史易作野史难，传疑既属风闻，饰真又落月旦。”时人的评价，或多或少有些酸气在内。无论怎样，月旦评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在史坛和文坛上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此匾书法结体工工整整，运笔粗细一致毫无变化，如“算子”般罗列。每每看到这样的书法，无不联想到当代“展览体”，可以说，这些匾联上的书法其实也是当时的“展览体”。

当下书法界，“展览体”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而且始终没有走出人们视野的现象。所谓“展览体”首先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本身只是说明了一种完全针对展览选拔的形式。其次，“展览体”又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每一届大型的展赛都有可能催生一种新的“展览体”。当代“展览体”大概表现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整个作品由几个单元拼贴而成，可以说，这一路数的作品主要是设计出来的，书写性并不是作品的核心精神；第二种主要是大尺幅的大字，这一类作品不施以拼贴装饰，以强调结构展示和笔墨表现为主要手段。这两种“展览体”作为时兴的形式反映着当下人们对书法展赛的思考。

从性质上说，每一次展赛都是一次考试，通过严格的制度和规范选拔出合格者与优秀者。只是这种书法作品的考试没有标准答案，评卷人的主观性因素略强一些。如何得到大多数评卷人的认可便成为了各位考生首要考虑的问题。对考生来讲，成功的范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并模仿大型展赛成功案例的路径，包括作品的形式设计、风格取向、笔墨特点等。同时，在各地组织的所谓“备战”国展会上，一些专家也会为考生指点迷津。在各方面的重视和精心准备下，一条可能通过考试的准备思路逐渐变得清晰。所以，我们可以说两种“展览体”都是带有明确指向性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选拔。而“馆阁体”的出现，恰恰也是通过“光、亮、黑”的书法取悦考官从而通过选拔。两者殊途同归！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导致作者的淤滞，会让他们陷入一种貌似成功的“伪传统”中。

此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希望在未来的艺术史观中，将对当代书法特色的描述重点放之于千人一面的“展览体”上成为一道“景观”。虽然当代书法在传统底蕴的张力与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交叉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多向度的复杂性，但我们在理性上绝对不能回避这个切面，既要在整体人文环境的变迁背景中进行认真审视，更应在书法发展的历史生态系统中加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