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怀素《自叙帖》

□余姚人

“公共”相对应的概念就是“私人”。在西方社会思想研究中，“公共”一词所产生的意思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我们姑且以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观点为持论：“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如我们所说的公共场所或公共建筑，它们和封闭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如此，我们对“公共艺术”就有了一个明晰的概念。但要论述公共艺术，须得涉及艺术的私人化或个体化创作。

艺术的门类很多，由于艺术表现的形式与属性各异，它代表了文化发展的各级向度。有些文化艺术是个体操作完成，如文学、书法、绘画等，有些则是众人合作完成，如建筑、影视、舞台表演、研讨会等，这都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后者从一出现就具有了文化的公共属性，前者首先表现为一种“私人”属性。西方文化能诞生接受美学流派，就是主要研究前者的。

个体性艺术的创造，追问到底，就是自己对欲望的解放。我们一般习惯性地诠释为表现或抒情。一件个体化作品的产生，是自己的，不具有公共属性，只有把它投入到社会层面，让别人欣赏或观看时，你的作品就有了社会意味。自生自灭的东西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不能叫作品，只有让他人接受，你的创作才被赋予了意义。书画家可以孤芳自赏自己的作品，而表演艺人摸爬滚打的目的就是观众越多越得意。

成熟的个体艺术创作最终都可能进入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这种社会性转变过程，就对私人艺术创作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匹配这个社会的健康需要。由解放个体欲望所创作的文化产品，必然要适应自己所生存社会的精神要求。你生存在这个社会结构中，须得遵循社会公共领域的约定性规范。人是个体的、独立的，但你是社会的。文化的原初形态就是诸多个体的结合。古人留下的诸多陶器、玉器、铜器、书画等等千年遗珍，可能大多数是个体所为，它们聚集在一起，就成为蔚为壮观的历史文化河流。

中国古人早就留下了文化公共性的鉴赏与创作要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就讲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与六籍同功”就是古代“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规范与标准，体现出一种公共性的绘画教育道德标准。而书法呢？唐代张怀瓘在《书断》里这样描述到：“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过匡主之节也；矩折规转，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顺，慎终思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知退之行也。”而这些论述书法的历史性隐喻，正是规范后人的一种教化性规矩。不惟书画艺术如此，其他艺术的发展也统摄于古代道德说教体系中。刘向《琴说》云：“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在一种社会道德的约束和规范下，文化的发展就自然显现出有一定迹象可寻的内在理路与轨迹。以现代书画研究论，当代人对古代文化发展中的社会合法化与公共性往往是忽视的、淡化的，矫枉过正于一种单一或纯粹的艺术化概念，这种研究结果，使当代人缺少了一种对古代社会生态文明的了解，我们被历史所遮蔽的，恰恰是我们所要还原与吸收的重要文化部分。

由于现代人们对古典文化教育性能的忽视，也就对艺术的公共性原则缺乏一种自足的了解，从而对当下艺术创作带来不良习气。书画创作在古代是神圣的，尤其书法的历史迹变非常缓慢，往古之时，人们创作书画作品前要沐手焚香的，这不算迷信，体现出一种对书画艺术的敬畏之心、虔诚之意。现在有些人搞书法，可以说是糟践汉字的行为，其非但对创作材料不懂得珍惜，更以搞的丑陋狂怪、笔墨粗野为能事，在文化艺术面前的无惧无畏，恰恰显示出一种知识的赤贫。唐代怀素《自叙帖》是狂草经典，而在明清书法的批评系统中，皆以“狂怪粗野”被论处，若将怀素《自叙帖》置于当代一些人书写的所谓作品堆里，略论其“狂”，恐怕怀素都会慨叹自己的狂草远远不如后生竖子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