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追忆三代人的高考故事

□记者　郭琦　何慧娟

1977年10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新意见明确: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从1977年至今,恢复后的高考即将在我国走过第41个年头。多年来,高考影响了上亿名考生的人生轨迹,也镌刻着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的印记。一代又一代人经历了高考,无论是激动喜悦,还是紧张焦虑,高考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018年高考在即,又一届考生将迎来人生中的关键时刻。日前,记者采访了几位不同时代的高考参与者、见证者,让我们通过三代人的讲述来重温高考记忆,感受时代变迁。　　(应被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

50后

甘肃4000名招生计划里我是幸运儿

1977年秋天,已在兰州工作两年的董建国突然在工作单位收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此时,距离考试时间已不足两个月。

“当时最难的就是找复习资料,高中毕业后,接着就是下乡、参加工作,时间久了以前的书也不知哪去了。而那时教材又严重短缺,我便赶紧写信托家人、同学、朋友四处找课本。”在董建国有些模糊的记忆里,他的初中、高中加起来一共上了四年,除了政治、语文、数学外,就只学过物理和化学,而仅有的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全都是自己课外学来的,因此他在报名的时候果断填了理科。

复习时间是十分仓促的,在单位或者家附近有突击补习班的考生还能听一听辅导,但有这样条件的地方少之又少,董建国只能在白班与夜班的间隙中争分夺秒地复习,白天上班就晚上看书复习,上夜班就上午睡两三个小时接着复习。没人辅导,也不知道重点,但他仍拼尽全力看书做题。“能看多少看多少,能做多少题就做多少题,能复习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

那年的高考是在年底举行,考试时天气已转寒,董建国当时的考场在兰州市南关什字附近的兰州市二中。“我是骑着自行车去考场的,那年高考一共考了四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算一门。考试都是大题,量小又简单,卷子满分是100分,有的设置了附加题,大概能加个20到25分,如果水平超常就可以通过附加题为自己加分,虽然附加题相对难一些,但在总分里也起作用。”当年的高考试题令董建国印象最深的就是数学,五道大题,一道题20分,一道大题里面最多分四五个小题。“我们那时候的考卷让现在的人看,简直就和小学生的作业一样,就简单到那个程度了。但当时全国考生也就那个水平,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国家的教育水平状况。”

高考结束后,面对填报志愿,董建国心里犯了难,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对学校更是没有了解。所幸他和一些同学与高中班主任还有联系,班主任说:“男学工,女学医,不三不四学体育,你们报个工科就行了。”

甘肃省当时第一批预选的平均成绩是60分,董建国填报了甘肃工业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兰州理工大学。

元旦前后董建国向单位申请了探亲假,在家待了十几天后,回到单位就收到了甘肃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春天,这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走进了大学校园,兴奋之余他们发现,所在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我们那一届学生年龄最小的还不满十六周岁,年龄最大的都已经三十二三了,就是俗称的‘老三届’,小孩上小学,爸妈上大学。后来因为没有达到招生计划人数,又把分数线降到50分进行了第二批预选,增加了一个‘老三届’班的‘走读生’。”

22岁的董建国成为了当时人人羡慕的全国第一批本科大学生。“开学以后,拿到手里的教材都是油印本,老师刻蜡板后我们自己装订的。那时候也买不到作业本,同学们就写信找亲戚朋友从工作单位凑,作业本的封皮看起来大致相同,可里面的纸却五花八门,既有横格、方格的各个单位的稿纸,也有车间的统计表格,就连去实习现场画个草图,也都是找的废纸。”

1977届的学生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工作岗位上考入了大学,有在职的,也有退伍军人,生活的磨炼使他们格外珍惜重新捧起书本学习的机会。

“当时报名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取得单位同意,报名手续里必须有单位盖章,人家才能接纳你。我的同事中就有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单位不同意报考的,后来好多单位都有这个情况,只要缺一样手续就没法报名,更不要说参加高考了。而考完即使分数够,政审不过关、体检不合格还是不能录取。”

董建国觉得很幸运,恢复高考后第一年,全甘肃省招生计划只有4000人,他最终能被录取,而那次高考也影响了他之后的人生。

70后

艰苦的复读岁月让我奋进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

在那个年代,铁路系统有接班顶替政策,与孙书英一起上学的很多人,在高考之前便都去上了职业学校,继而接替父母工作。

“上高中的时候,我爸也带着我去报了名,可人家要求的年龄是15岁,当时我只有14岁。”孙书英一家人原以为之后还有机会,可没想到那是接班政策的最后一年。

错过了接班顶替的末班车,她只能继续上高中,当时全国高校扩招政策也还未实施,全班几十个人里才能出一个大学生,很多人会因为一分之差,甚至0.5分而落榜,所以想要考上大学可谓是难上加难。

第一次参加高考那年孙书英17岁,因考试成绩不理想,她选择了复读。“实际上,对于第一次高考我似乎没有太深的印象,当时复读也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学校的两个复读班在当时也挺有名气,招的复读生比应届生还要多。”

由于从小到大孙书英都是在铁路学校读书,办学条件要比其他学校优越,其他学校冬天取暖都要生火炉,而他们学校已经通了暖气。因此,补习那年让孙书英记忆犹新的事就是做煤饼。

那时,她们补习班的教室在应届班教室的对面,是靠北山的一排平房,教室门前有一排高大的梧桐树,夏季梧桐树的树荫能带来了不少清凉,但进入深秋以后,教室里全是潮湿阴冷的空气。

“进入冬天,对面的应届班教学楼从11月中旬就开始供暖了,可我们补习班一直没有取暖设施,直到12月20号下了第一场雪,班主任才给我们申请了一点钱买了些面儿煤。当时取暖之所以要用面儿煤,就是因为它便宜,面儿煤买来后要打成煤饼才能烧火。班上农村来的男生会和煤饼,他们把煤渣用水和好后倒进模子里再抹平,一般是放在外面晾干,但因为在冬天,煤饼没被晾干反而被冻硬了,烧在炉子里也没有热气,加上窗户不严实,教室里就特别冷。”那是孙书英人生中第一次手上生冻疮,而她的脚也肿得跟馒头似的,晚上回家后便疼痒难耐。

“第一年参加高考,不是很重视,但第二年就不一样了,迫切地想要考上,不想再复读。”面对艰苦的复读环境,孙书英暗下决心,一是要对得起自己吃的这些苦,另一个方面她也不想再受这种苦了,所以卯足了劲,刻苦学习。

那时的高考是在7月,所以大家都会称之为“黑色七月”。临近高考,孙书英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7月6日晚上,我从9点多就去睡觉,直到10点多、11点还睡不着,愣是急出了一身虚汗,于是喊来我妈,她给我冲了一杯牛奶,喝了牛奶后我翻来覆去依旧睡不着。没办法,我妈便给我吃了半片安眠药,还好第二天考试时没有受到影响。”。说起当年的事情,如今已为人母的她甚至觉得有些后怕。

也正是复读那一年,让孙书英有了新的认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有很多遗憾,因为之前的三年没有用功,如果早就有复读那年的学习劲头,我肯定能有个更好的成绩。”

如今再回头看,孙书英说很感谢复读那年吃的那些苦,她也会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讲给孩子听,虽然物质条件与当时没法比,但道理都是相通的,高考这件事,只有努力了才能有回报,只有拼尽全力,才能不留遗憾。

　　　90后

无奋斗　不青春

那是一段充实快乐的日子,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考大学。”张科说。

今年24岁的张科2011年参加的高考,现在已从事工作近三年,谈及高考的那段回忆,来自农村的他说,虽然当时条件艰辛但精力充沛。激情、奋斗、青春、梦想这些字眼都是动力,让年少的他一心想要往前冲。

“当时还会在出租屋的墙上写一些鼓励的话语,疲惫的时候看一看就又能鼓足劲。”在张科的记忆中,高三就是在教室与出租屋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虽然枯燥但很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从学习中获得的。

张科曾就读的是我市一所普通高中,他的成绩在班上时常名列前茅。“我们农村来的孩子,吃的穿的比不过别人,但学习好的话照样也能抬头挺胸,很多同学会来找我帮他们做数学题,然后再讲解题思路,当大家都凑过来听时,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那时候的快乐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学习给张科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快乐,还有“巨额”的奖学金和老师的重视。

“农村来的孩子,姐妹几个都在上学,条件艰苦是肯定的,从来不在外面买饭吃,早餐一直都是家里捎来的馍馍或一块钱4个的馒头,90元每月的房租就是除学费外最大的一笔开销。”就在张科读高三那年,高中开始有了奖学金,张科领的第一份奖学金是2000元,这突如其来的好运让他高兴了整整一个月,但在喜悦之余,他清醒地认识到,好成绩才是最重要的,这使他更加坚定了想要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决心。

“高考前的每天早上,都是六点半左右到学校,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教室后面黑板上的倒计时,30、29、28……数字在一天天变小,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天擦掉旧数字,写上新数字的时候,心里也在默默地给自己鼓劲,新的一天来了,要继续奋斗。”

回忆高考时,张科多次提到了他的班主任。“很感激我的老师,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老师的鼓励非常重要。班主任有时候会叫我们去单独谈话鼓励,甚至还专门嘱托英语老师帮我提高成绩,老师对我的期望都如此之大,这更加增强了我的信心,也使我在学习上更加努力。”

随着毕业的临近,张科对老师、同学的不舍也日渐浓烈。“那时候校园广播里总是播放着轻音乐,其中一首《长亭送别》最是让人伤感,每天晚自习后走出教学楼,回头看着那熟悉的一切,心里很不是滋味。以至于到现在一听到这首歌,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与前些年不同,到2011年时大家对高考的关注度已经提升,政策越来越好,设备也相对先进了。“只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在每个考点门口也有了金属探测仪等,进入考场时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和准考证,考试用品也不需要考生自己准备,高考生变得既是焦点,也是宠儿。”

“奋斗了的人生肯定会有所不同。我当时对自己的高考成绩还算满意,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努力依然不够。如果当时再拼搏一些,或许现在就能有更多的选择。”

张科说,如今踏上工作岗位,他才发现没有学历这个“敲门砖”的话,前方的路真得会越走越窄。考试之前即使老师、家长再强调,但对于考生来说那只是个概念,不会有太真切的感受,只有经历过了,才能真切明白这个“分水岭”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