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天水网讯 1月16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第17届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江苏省兴化市隆重揭晓，旅居天津的天水籍作家秦岭的短篇小说《寻找》上榜，这是秦岭的小说第4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前3部小说分别是《硌牙的沙子》、《杀威棒》和《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有的被翻译成英、日、韩文。

　　本次上榜的长、中、短篇小说有贾平凹的《极花》、方方的《软埋》、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苏童的《万用表》等25部，充分体现了2016年度中国小说创作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水准。专家认为，秦岭是一位善于思考、具有历史观和创新意识的作家，他的《寻找》以发生在甘肃天水的长征故事为素材，采用民间底层视角和冷幽默的手法，巧妙地把虚构与史料结合起来，借助天水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完全打破了我们司空见惯的长征叙事模式。故事以主人公秦球球倾其一生寻找自编的一个谎言为主线，大胆诠释了战争、政治与人的复杂关系，深刻揭示了底层老百姓的渴望、苦难与挣扎，把战争背后的人性光芒推向极致。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关注，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期刊广为转载，入编《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短篇卷）、《2016年中国短篇小说选》、《2016年度短篇小说集》等重要选本。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另一短篇《幻想症》也选取了天水的红军故事，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期刊转载，被认为探索出了一条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路径。

　　具体榜单如下：

　　中国小说学会2016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

　　1、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

　　2、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3、李凤群：《大风》，《收获》2016年长篇专号（春夏卷）

　　4、吴亮：《朝霞》，《收获》2016年长篇专号（春夏卷）

　　5、唐颖：《上东城晚宴》，《收获》2016年第5期

　　中国小说学会2016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

　　1、迟子建：《空色林澡屋》，《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16年第8期

　　2、陈河：《义乌之囚》，《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

　　3、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

　　4、宋小词:《直立行走》，《当代》2016年第6期

　　5、尹学芸：《李海叔叔》，《收获》2016年第1期

　　6、裘山山：《隐疾》，《作家》2016第6期

　　7、陈希我：《父》，《花城》2016年第1期

　　8、孙颙：《哲学的瞌睡》，《上海文学》2016年第2期

　　9、许春樵：《麦子熟了》，《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

　　10、陈仓：《地下三尺》，《人民文学》2016年第11期

　　中国小说学会2016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

　　1、范小青：《谁在我的镜子里》,《天津文学》2016年第9期

　　2、弋舟：《随园》，《收获》2016年第5期

　　3、苏童：《万用表》，《钟山》2016年第1期

　　4、徐则臣：《狗叫了一天》，《收获》2016年第1期

　　5、房伟：《中国野人》,《青年文学》2016年第2期

　　6、秦岭：《寻找》，《飞天》2016年第8期

　　7、周李立：《爱情的头发》，《上海文学》第1期

　　8、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十月》2016年第4期

　　9、娜仁高娃：《短篇小说二则：热恋中的巴岱，醉阳》，《草原》2016年第10期

　　10、康志刚：《归去来兮》，《朔方》2016年第5期

　　秦岭简介：甘肃天水秦州区人，居天津。系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全国第八次作代会代表，天津市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优秀人才。著有长篇小说、小说集《皇粮钟》《断裂》《在水一方》《绣花鞋垫》《借命时代的家乡》等9部，主编文集20余种。中学时期的散文被编入《五年制小学实验课本》、多种小说、随笔被纳入大学教材和高考试卷。小说《硌牙的沙子》《杀威棒》《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07、2011、2014年度排行榜，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等10多种，被改编的5种“皇粮”系列剧目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特等奖。

　　寻找

　　秦岭

　　1

　　一茬茬，两茬茬，三茬茬，这达冒一曲，那达冒一首，成串儿传，风过处，就漫过了七沟八梁、四邻八乡。官家大老爷在轿子里哼，大户人家的小姐在阁楼里唱，耕地的庄农人在前坡里吼，放羊的碎娃娃在后梁上喊。反正哩，比秦腔接地气，比秧歌还顺溜。还用说嘛，我当然指咱天水的歌谣。

　　“馒头山（哩嘛）山馒头，翻里转面秦球球。

　　秦球球（哩嘛）球球秦，斜里顺里想做人。

　　……”

　　这支歌谣咋冒出来的，鬼晓得？但鬼一定晓得秦球球是我大，用官话讲就是父亲。馒头山便是咱尖山村对面的那个大山包了，早年寸草不生，板结了厚厚一层又干又硬的盐碱，白森森的，连山羊也懒得多瞅一眼。我大成为这支歌谣的主角儿，至少几十年了吧。几十年来，我大愣是让馒头山换了装，林子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像苍茫的大海上冒出了一个绿岛。

　　“额的个老天啊！丙子年，九月天，秋老虎的夜晚，热！一家人还没上炕哩，枪响了，狗叫了，全村人失急忙乱，来不及背米牵牛，就扶老携幼往堡子里逃命。你爷爷还纳闷呢，土匪从来都是悄悄来，悄悄走，放血用刀子，只有碰上硬茬人才放枪，可这次……”这是我大后来悲怆的回忆。我大的讲述像炕头泥炉子里闪闪烁烁的火苗，与罐罐茶里翻滚的水泡对峙。丙子年——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当时世上还没有我，用咱天水话说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转筋着哩。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我大，一定不曾料到这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年份。

　　土匪、堡子、逃亡……这耳屎一样的往事早就塞满了我的耳刮子。村后，高高耸立在梁顶的堡子至今尚在，只是被岁月消磨地像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天水这一带，堡子到底有多少，要说成千上万？必定少说了，反正天水周边的甘谷、武山、秦安、清水、张家川、西和、礼县、漳县、徽县等十几个县，逢村必堡。每一段干打垒的老墙都镶嵌着一段段刀光剑影、骨飞肉走的往事。就说咱村的堡子吧，说是同治二年，堡子被马化彪手下的马队攻陷，来不及逃走的人全被挑了血脖子，几十具尸体被倒挂在洋槐树上，只一夜，全被狼啃成了背篓架子。民国三年，堡子又被白朗的队伍拿下，抢走了十个大姑娘和所有的牲口，几个青壮年的眼仁儿被剜出来喂了鹞子。民国十九年，河州人马廷贤、韩进禄、王占林、马入仓攻打天水城，两小时就杀掉三千人，育生巷、古风巷、东关、双桥一带随处可见不肯受辱上吊、跳河、投井的女人。很多城里人翻过南北二山逃命，光咱堡子里就收容了一千多人……听老人说，最惨的要数甘谷、礼县、漳县一带，由于驻天水的国军、保安团鞭长莫及，军痞、土匪一到，好多堡子两三天内就变成血盆。啥叫血盆？人人被翻肠子、倒肚子，堡子盛血如盆。《天水县志》有载：“血凝如脂，臭气冲天，野豹、狼犬、秃鹫厌而不食。”

　　快人，快马，快箭，快枪，快刀，这是土匪的特点。每次围村攻堡，都选择在夏粮入仓、逢年过节、迎亲嫁女这样的当口，大捞油水。土匪黑巾遮面，他抢，你得给，不给，就灭你，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还能说啥嘛！土匪也是土生土长，四乡八邻，田挨路，地连埂，迎亲赶集，要饭讨水，谁没见过谁？村里的泥腿子，看着一个个老实巴交，可是到了前半夜，村外一声口哨，必然有人拎上砍刀，钻天鼠一样旋出村。后半夜，又鼓上蚤一样拎着大包小包翻墙回来，擦刀，上炕，美滋滋的，和女人翻里转面戏耍日弄。天亮扛锄头下地，碰着女人喊婶，瞅着娃娃给馍，逢着羊群让道，还不忘吼几声秦腔：“岳飞我打坐在中军帐内，为我王打江山精忠报国……”

　　我问过我大：“土匪这么混账，县保安团难道都是一帮瞎怂吗？”

　　“你简直是个瓜娃，你能保准有些土匪就不是保安团扮的？”我如梦方醒。当时的保安团，还肩负着为天水一带毛炳文、鲁大昌、王均的国军筹粮要款的任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年刘邦老儿在咱秦岭大山里用过的招法，如今用到种田人头上了。

　　人上有人，匪中有匪。最麻缠的是赤匪，敢明火执仗与国军干。上面从县到乡到村早就教化好几茬了：赤匪，一身灰，头顶有颗五角星，名号红军，是全民公敌。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去年，赤匪攻破腊子口，早就从岷县、卓尼、康县、两当、徽县一带向天水这达流窜了。听是听多了，谁也没撞上过。

　　官家告示：杀一个赤匪，奖励五石小麦；窝藏一个赤匪，全家砍头示众。

　　2

　　那个夜晚的不寻常，注定了。我大他们刚刚逃进堡子，土匪就围成了蛛网。山门多加了几个大碌碡，青壮年们不约而同地把守在墙垛子上，有的张弓搭箭，有的紧握长矛，有的抱着滚木擂石，紧张地瞅着满坡的土匪。惨白的月光下，土匪押着十几个没来得及逃出村的老人，朝堡子大呼小叫：“不开山门，就把他们剁了脑壳子。”老招法了。堡子里的人急得十指抠墙，顿足捶胸。

　　“哎——我的娃哎——，斜顺不要听他家的，别上当，他家是来抓丁的……”

　　朝堡子喊话的是刘满良七十岁的老妈。老妈被五花大绑，像束紧了的麦捆子。抓丁？那是官家和国军的事儿，土匪抓啥丁哩嘛？刀光闪处，“咔嚓”一声响，老妈的脑袋飞离身子，像一个破鋬笼，“咣啷啷”滚下坡去。一只野狗纵身一扑，兴高采烈地接住了。

　　“啊！”刽子手中箭倒地。箭是刘满良射下去的。

　　“轰轰轰——”土匪们的土炮响了，炮弹在堡子里遍地开花，血光冲天。堡子外，刀光十几闪，十几颗人头飞了起来。黑乎乎的野狗们前追后撵，抢食一团。

　　每讲到这达，我大就说：“要不是红军来，咱村就灭了，还能有你娃？”

　　事态像做梦似的掉个儿了。一支传说中的灰衣人突然与土匪交上了火，枪声顿时像炒豆子似的，炸，疾，烈，一阵紧似一阵。见过土匪之间火并的，还真格没见过这阵势。活着的人吓得窝在堡子里不敢露头。半晌过去，枪声也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眼瞅着子弹像流星一样满天飞。我大壮着胆子朝堡子外一瞅。额的个天！县保安团与土匪合股，与灰衣人来来回回厮杀，走马灯似的……

　　战斗的原委超出了乡亲们的想象。原来，县保安团派出一个小队，化妆成土匪替国军抓丁，当晚堵住了刚刚放羊返回的小伙子刘岁保。刘岁保撒腿就跑，子弹已经尖叫着追进了他单薄的身体。麻明，枪声消停。坡前坡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死人，有保安团模样的，有土匪模样的，有灰衣人的……一位灰衣人用纸喇叭朝堡子喊话：“老乡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专门为你们报仇的，你们出来吧……”

　　谁有这个胆？我大告诉我：“后来，天空飞来一些鼓囊囊的褡兜，大家吓一跳，以为是炸药包哩，可是，褡兜半晌也没爆炸，我放胆一瞅，褡兜里全是麦子、青稞、干肉。”这东西，是不是诱饵呢？

　　第一个搬开碌碡、掀开山门探出堡子的，是我大。按事先约定，山门立即重新关闭。我大很快加入到了灰衣人打扫战场的行列里，直到战场打扫完，乡亲们这才心有余悸地探了出来。下来的事情我无须赘言，一切像后来电影里常演的那种：红军卫生员帮老乡们治疗伤口，杀了村里的地主刘毓仁，开仓放粮。前村后店，几十个男娃二话没说，褡兜里装了他妈烙的锅盔馍，跟着红军过漳县，走武山，奔通渭，越走越远。这一走，就……就永世没有回来。

　　红军留下了好多歌谣，“里格里格”啥的、“介支个介支个”啥的，和咱天水这达歌谣的意思不一样，可唱起来蛮顺口。其中有一首，我大至今会唱：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

　　如今看来，我大一生的遭际，就在于掩埋红军连长那档子事儿上。打扫战场时，我大与几位江西、湖北、河南口音的红军战士一起，亲手把红军连长的尸体埋在了馒头山上，并插了一根筷子作为记号。馒头山地势显高，埋个人，将来容易找到。为了防止国军和保安团卷土重来掘坟剁尸，大多数红军的尸体与保安团的尸体混埋，并扒衣烧掉，不留一个坟头。红军出发十几天后，保安团果然来了。一根麻绳套紧了我大。我大力辩：“我埋的不是赤匪，是咱保安团的一个小队长。”

　　“但有人说，你埋的是赤匪。”

　　“长官也不想想，当着赤匪的面，我只能说埋的是赤匪了。实际上埋的是咱的弟兄。”

　　“何以见得？”

　　“咱先去找筷子。”

　　坟被掘开了。卷在破席洞子中的尸体已经腐烂成泥，面目全非，但保安团的黄色制服、皮带、大檐帽却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我大不但被奖励五石小麦，五石青稞，还被任命为甲长。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当个甲长，便是村里的人上人了。对于这个招人嫌惹人骂的芝麻官儿，我大坚辞不受。团长火了：“你驴日的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心里有鬼啊？”吓得我大赶紧应承。不久，我大用麦子和青稞换来了赵集寨最漂亮的“白娃娃”赵岁莲，她就是我妈。“天水白娃娃”。老话了，谁让天水的女子咋那么白哩。后来，我大理直气壮地用石块、土坯砌了一个很是气派的坟头。

　　“想起来也后怕，当年我脑子咋就那么够用哩。红军一走，我就连夜刨开了两个死人坟，一个是红军连长的，一个是保安团小队长的，三下五除二把保安团小队长的一身黄皮给红军连长换上了。”

　　“衣服不是都扒下烧球子了吗？”我问。

　　“小队长的没烧，我留了一手。”

　　我大的这一秘密，天不知，地不觉，神不晓，鬼不察。每逢清明、过年，我大都要一个人上馒头山，在坟前培土、敬酒、烧纸、焚香……这事儿传着，传着，就传成了歌谣：“馒头山（哩嘛）山馒头……秦球球（哩嘛）球球秦……”

　　“这歌子，明明是欺搅我哩嘛，你瞅瞅老人们乱颤的胡须和娃娃们鼓圆的腮帮，把你大当火锅涮哩嘛！”这话，只有解放后才敢说。

　　据我大讲，他雷打不动的守陵行为，不仅受到当时天水县政府的嘉奖，还被授予“典范保甲长”称号，代理县长庄以绥亲自为他披上了绶带。那年中秋，小队长的遗孀坐着轿子翻山越岭给我大送来月饼，身后跟着两个丫鬟和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那阵子，有关红军在甘肃全境的各种消息像麻雀一样，扑腾得铺天盖地。我大出山赶集时每听到一个新消息，都要选择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登上馒头山，“扑通”跪倒，对红军连长说一阵子悄悄话：“红军连长你晓得不？又有一路你们的人过藉河了，过漳河了，过渭河了。”

　　“晓得不？又有一路你们的人去通渭的榜罗镇那里聚上了。”

　　“晓得不？又有你们的三路人马在会宁那里见面了。”

　　“晓得不？又有你们的人在河西的戈壁滩上和马家军干上了。”

　　“晓得不？又有……”

　　我大还在坟头哭诉过这么一件事，那事在天水一带疯传得很玄乎，说是民国二十六年，鲁大昌的部队反扑甘南卓尼县，把藏族土司杨积庆全家杀了个片甲不留。理由是民国二十四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的红军攻打腊子口时，杨土司带领的藏军明里听从鲁大昌调遣，暗里给红军让道，还给了红军三十万斤小麦，妥善安置流落红军二百多人。休整后的红军，终于顺利过境天水一带……

　　隔厚厚一层黄土，谁晓得里边的人听着没？可我大的念叨，没完没了。

　　解放后我曾遍查资料，这才晓得，咱甘肃是三路红军唯一全部经过的省份，光天水的红军故事几鋬笼也装不下：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十五军进入天水。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进入天水。一九三六年八月，红二、四方面进入天水……红军除了和胡宗南、毛炳文、鲁大昌、王钧的国军打，还要和土匪打。被红军削掉的土匪名号一堆堆儿：天水的“胡子团”、武山的“斧头队”、清水的“鹞子帮”、徽县的“黑枪营”……被红军处决的土匪名字一串串儿：杜伯成、张五十四、刘根代、杨双成、杨虎娃、贺岁娃……

　　“额的个天哪！”我不由仰天长叹，为红军，为天水，也为我大。

　　麻绳再次套了我大，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事，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共匪”王震的队伍解放了天水城。我大亮清了，王震的解放军，十几年前就是叫红军的。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红军又打回来了。天，是整个变了，估摸着再也变不回去了。可是，我大的罪名也浮出了水面：反动甲长、为伪政府卖命的狗腿子、给国民党反动派守陵的孝子贤孙。面对一大摞帽子，我大反而显得信心十足，他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哈！你们得自个儿给我解麻绳哩。这真格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我大被抓的前一个夜晚，有个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摸到了我家，满口都是夹生不熟的天水话：“碎娃，你大哩？”

　　我说：“我大放牛去了，过一过就回来。你，是要饭吗？”

　　“不是，哦哦哦，那……我等等，等等。”

　　“这位老爸，你这口音咋就这么生哩。”

　　“哦哦，我老家河南的，姓樊……给你娃说不清，我等你大。”

　　当我大和牛同时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两个长辈的目光先是一阵迟疑，然后像兰州拉面一样被抻直了。我大脱口而出：“额的个天爷爷哟！可把你……”

　　河南人的脸“唰”地白了，上前捂了我大的嘴。老樊和我大关了堂屋门，叽叽咕咕、神神秘秘地只谝了一袋烟工夫，老樊就匆匆离开了。出于好奇，我曾贴着门缝偷听过，但他们二位嗓音压得很低，我只听见“西路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啥的。尽管我对这些概念和人名蒙混不清，但还是有一道闪电划过了脑海，老樊该不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吧！不！咋会哩，活下来的红军战士，如今早成革命干部了，哪有像叫花子的。我大果然告诉我：“这个老樊，是前些年逃荒来的河南人，在后山的窑沟当了上门女婿，和我一样当过麦客，这次来商量走陕西赶麦场的事儿。你这娃，大了，也是个麦客，这是咱庄稼人的命。”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大的话。真格的，咱这一带河南人比山羊还多。都传哩，民国二十七年，蒋委员长为了阻挡日本人，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百万河南人没了。那阵子，天水到处都是涌上来的河南难民，拖家的，带口的，卖儿的，卖女的，上门的，嫁人的。我问我大：“张啥焘、陈啥浩、徐啥前是谁个？”

　　“你真没球事干了！啥都问，都是我一搭的麦客嘛。”

　　第二天，工作组找上门来。我发现我大曾经满脸的自信早已打了折扣，那心虚的样子，像个偷惯了鸡、摸惯了狗的老贼。

　　但我大不忘千遍万遍罗列他的理由：“坟里真格是红军连长，不是保安团的弟兄……啊啊，不，不是敌人，真格的。”

　　“从一九三六年算起，你都公开守了十三年了，还抵赖？既然你说守的是红军，证人呢？”

　　“证人就是和我一起安葬连长的战士，好几个哩。可是，子弹不认人，有几个红军能活着回来哩。像咱这一带跟红军走的，一个都没回来。我还指望个啥？”

　　“村里有证人吗？”

　　“没有，当时都在堡子里不敢出来，就连卷叠连长的席子，也是咱家的。”

　　“看来，谁也证明不了你。”

　　“有。”

　　“谁？”

　　“不是人，是一个坛子，装有连长的血衣，我埋馒头山了。”

　　“那你把血衣找到再说吧。”

　　“埋坛子时，怕被保安团发现，就没敢留记号，反正就在这馒头山上。”我大不忘补充，“请同志们放心，坛子，我一定能寻到的。”

　　麻绳被解了下来。用如今的话说，我大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一寸也不放过。镇压反革命那阵，我大的问题又复杂化了。那阵子，各乡几乎都有毙掉的人，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有土匪头子，有帮助旧政府欺压过老百姓的反动保长、甲长。传得最久的有这么一件事：二十几里开外的娘娘坝有位叫李逢春的人，民国二十五年在毗邻的李子园小学当教书匠，还兼职甲长。有天晚上，一支从南路过来的红军被王均的国军包围，红军死了很多人。当时只有十八岁的李逢春亲手帮助红军安葬了一位红军的头儿。红军北上后，县政府抓去李逢春审问了好几天，李逢春矢口否认掩埋过红军的头儿。因为没有证据，县政府只好先撤了他的教师之职，结论是“通匪一事待查”。解放后，李逢春作为伪甲长连同“地富反坏右”一起被专政了起来，成天挨斗。

　　我亮清了，假如找不到坛子，我大的下场一定比李逢春还要倒霉。

　　挖，挖，挖；找，找，找，一直折腾到一九五三年，仍然没有和坛子见面。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弟弟也已经十岁。为了我大的命运，我和我妈、弟弟义无反顾帮助我大寻找坛子。这样，我大挖，我妈挖，我挖，我弟弟挖，连我们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挖了多少土方量。假如是开荒，至少也几十亩了吧。要命的是，挖过的地方，风吹日晒，和没挖过一样。为了避免窝工返工，我大又下了决心：“凡挖过的地方，咱栽上柏树，当记号。”

　　这不是让秃子长毛嘛。可我大是铁心了，每挖一片，就用毛驴从山下驮来黄土，把盐碱土替换一遍。他还动员我们沿着沟底墒情旺的地方开出了一片育林用地，在山下挖了一个常年可以沤绿肥的大坑，为育林提供养分，然后走村串户收集柏树籽，培育柏树苗子，清明前后，就上山移栽……除了农活，全家人的日子就这样和挖坑、换土、施肥、育苗、栽树、浇水、管护套紧了。与刺槐、毛白杨、榆树、臭椿比，柏树是个奇物，一旦移栽成功，便风吹不动，旱扰不垮，霜击不倒，百年千年都是老样子，怪不得咱这里常让柏树陪祖坟哩。可是，咱这达的土质太狗怂，育苗比病秧子女人保胎还麻缠，十成保五就算烧高香了。日怪的是，我大总能从后山掮来成捆成捆的优质柏树苗子。枝肥叶满，根系连同泥土一起包裹地严严实实。后山，仿佛有个专门为我大提供苗子的大本营似的。

　　“是后山的麦客在帮我。”我大解释。

　　“最铁是一搭赶过麦场的，最怂是一起分过家产的。”老话，我信。

　　岁月增长了我的见识，我开始对我大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挖了这么多年，寻了这么多年，不可能寻不到坛子的。何况就我大那样精明的人，不至于弄不清坛子的大致方位。这个折腾法儿，别说是个坛子，是根针也该找到了。我终于忍不住开了腔：“大，你到底埋没埋那个坛子啊？！”

　　“……”。我大惊住了，继而怒吼，“你个狗日的，你连你大都不信吗？没有红军，就没有你大，没有你大，就没有你。”

　　“可是……”

　　“没有可是，只要咱的命能保住，咱就守着这馒头山，寻，寻，寻，往死里寻。”

　　我还能说啥哩嘛，那就，挖吧；那就，寻吧。

　　“馒头山（哩嘛）山馒头……”让人心里恓惶的是，这支解放前奚落我大的歌谣，解放后照样用得上。我只晓得，馒头山上的坑越挖越多，树越栽越多。柏树是四季常青的，耐寒，抗旱，木质坚韧，老远望去，黑乎乎的一大片，像脑袋上的一个大疤，而且，这个疤不但没有愈合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大。我还晓得，因了我大，我们全家在村里灰头土脸，低头短气。上村小那阵，同学们跟着我的屁股喊：“秦球球，二杆子；他女人，三杆子；他娃娃，四杆子……”

　　那时候，村里人茶余饭后谝传时夹杂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某乡有一位哑巴女人突然说起了梦话，满口都是红军、蒋匪、河西走廊啥的，听口音像是四川人。全家人吓了一大跳，以为是鬼魂附体了。再比如，某村有个老头疯了，张口闭口都是“董军长”。有识文断字的就怀疑了，当年冯玉祥的西北军有一支部队在江西宁都与红军打仗时，临阵起义了，起义队伍里就有上千甘肃人。这老头喊出来的董军长，是不是那位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割掉脑袋的董振堂呢？那些日子，上边专门对西路军流落人员进行了大面积排查，一下子就在天水、武山、清水、漳县一带查出了一大串儿，有江西籍的，福建籍的，湖北籍的，河南籍的……有被俘后逃出来的，有被打散的，有受伤后掉队的……他们大多改名换姓，有装聋的，作哑的，有成家的，有当光棍的，有当叫花子的……

　　西路军是啥？乖乖！查出来的，有好果子吃嘛。批斗挨整，那真格算轻的。

　　额的个天！原来红军和红军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最惊人的发现。

　　“大大，你还会等和你一起掩埋红军连长的战士回来给你作证吗？假如那战士，后来成为流落的西路军，他还敢露头吗？”

　　“屁话！跟我找坛子。红军多的很，不光有个西路军。”

　　风声又紧了。核心的问题是，我大仍然没有找到坛子。上面来了命令，认为我大的历史问题不容否认，应抓去进行劳动改造，所谓劳动改造，据说是判刑后押到引洮工程参加劳动。我大赶紧找工作组商量：“领导，劳动改造是个啥？”

　　“就是通过劳动，改造一个人。”

　　“有没有用植树造林改造坏人的？”

　　“有。”

　　“那能不能把馒头山名正言顺交给我，我把他变成一片林子。再说了，我一走，这些年的功夫就日踏了。”

　　在我大看来，引洮工程尽管是重体力活儿，但远不及在馒头山挖坑栽树的劳动强度大，如今政府号召植树造林，他愿意在工作组、村委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一边寻找坛子，一边植树造林，一举二得。好在那时候公检法不够健全，我大说的也在理，上边一番研究，竟然也就同意了。但明确指出，改造你秦球球，就是改造你秦球球，不能把全家都搭进去。从此以后，馒头山就成了我大一个人的光阴。

　　有谁见过这样较劲儿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柏树像蛇吞象一样一寸寸挑战着馒头山，与周边光秃秃的山梁对比分明。柏树盖头大，像大大小小的麦垛儿。有的树干粗如背篼，有的细如锨把儿。这一粗一细，以年轮的名义昭示着栽树时间的跨度和岁月的延伸。说是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用十四年取得了真经，我大呢？遭难不可谓不少，可是，坛子啊坛子，你在哪里？

　　一线希望，从给“五类分子”落实政策开始。全村人开始胆正了，联名给上面写信求情，希望给我大恢复自由，理由有一大堆儿：一是秦球球解放前没干过坏事儿，每次闹匪，能主动帮村里人躲进堡子安身；二是红军和保安团交火之后，秦球球是第一个走出堡子与红军取得联系的人；三是秦球球当甲长时，暗里和老百姓合一股绳儿，没让老百姓吃亏；四是到底为谁守陵那点事，等找到证据再说也不迟，何况时过境迁；五是秦球球几十年如一日，植树造林，造福一方，一个人干了全村人的活儿，有功劳，有苦劳；六是……那一年：一九七九。

　　上面尊重了村民的部分意见，恢复秦球球的自由可以，但历史问题马虎不得，为敌人守陵还是为红军守陵，是个原则问题，待查……

　　该工作组和全村人吃惊了。我大恢复自由后，挖坑栽树，一如既往。

　　“自由不自由没啥，只要不挡我找坛子就成。”

　　3

　　当年的红军还真有活着回来的。一九八三年夏天，当年的红军晏福生、陈明义、伍修权等人重走长征路抵达天水，寻找当年牺牲在娘娘坝的战友。于是，一段尘封往事石破天惊地被掀开了。原来，当年被李逢春埋葬的红军头儿，是红二方面军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晏福生就是当年的师政委。时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晏福生扑在张辉墓前痛哭失声：“老战友啊！革命胜利三十多年了，我……”

　　张辉的革命经历很快被确认如下：

　　张辉：江西安福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来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红军，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并加入了共产党。1932年3月提升为营长。1934年夏，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突围转移，张辉被提升为该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团长，率部西征。10月，红六军团到达湘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他又率部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调任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1935年11月，张辉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7月，被任命为第六军(即六军团，合编后称六军)十六师师长，于8月进入甘肃南部地区。9月，参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他和政委晏福生率部英勇作战，连续击退国民党王均部队的阻拦，攻占两当县城。10月初，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第十六师担任右翼先锋，他率部在天水县李子园全歼王均部队一个连。10月5日，在娘娘坝遭遇王均部队阻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那一年，我大已经六十四岁，老眼昏花，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腰杆子弯了。煤油灯下，活像一个枯瘦如柴的老鬼。我妈的唠叨有了新话题：“我说你个老颠盹，人家张辉师长的战友都寻到娘娘坝来了，你那个红军连长的战友咋就寻不来哩？”

　　“你个女人家，咸吃萝卜淡操心。”

　　李逢春的历史问题拨云见日后，也给我大的问题带来了转机。上面认为，馒头山史无前例的森林覆盖率，是秦球球勤劳、诚实、艰苦的劳动取得的优异成果，尽管历史问题依然是个谜团，可是秦球球主动、自觉的改造行为广大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事到如今，历史问题可以不再追究。可我大并没有见好就收，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听说，娘娘坝那边，要给张辉师长树碑，能不能捎带着给红军连长也树一块碑？”

　　“……”

　　“那……我还是寻坛子吧。”

　　也就是说，我大至死也没有停止寻找那个坛子。当年，我大被天水县评为“全县植树造林工作先进个人”，奖励现金一百元。我大断然回绝。我反而对我大的质疑更重了，馒头山上，真有他埋的坛子吗？他长年累月这是做啥哩嘛！

　　有个老汉寻到了馒头山，那时我大正在挖坑换土。来看他的老汉不是当年的红军战士，更不是红军连长的战友，而是李逢春。李逢春说：“这坑，咱老哥俩一起挖，这树，咱一起栽。”

　　“你这辈子，和我意思差不多，难道也不懂我吗？我是寻找一个坛子。”

　　“那，咱俩一起寻吧。”

　　“这坛子，不好寻的。”

　　“我陪你寻。”

　　“哇哇——”我大当场嚎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

　　我大就是那年离开人世的。按照我大生前的愿望，他被埋在了馒头山上。县里给我大树了碑，上书“全县植树造林模范秦球球之墓”。郁郁葱葱的柏树林，已经好几百亩了，几乎覆盖了整个儿馒头山，肃穆，庄重，威严，厚实。很多人感慨：“多么像个陵园啊！这么大，全天水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据传，在镌刻碑名的事情上，上面动了一番大脑筋，有人提议务必在“秦球球”三个字的后面加上“同志”二字，有人坚决反对，也有人认为“还不是时候。”

　　要说坛子，墓碑下还真埋有一个，是李逢春花钱买的。坛子里装有黄表纸一张，上书五个规规矩矩的毛笔字：红军守陵人。我以为是李逢春写的，可他说：“我可写不好那五个字，是请窑沟的一个老汉写的。”

　　窑沟，容易让我想起当年那个叫花子一样的上门女婿，那个说着夹生天水话的河南人。我想，当年的中年麦客，如今该变成老麦客了吧。

　　风过处，馒头山——如今的天水县烈士陵园一片浅唱低吟，层层叠叠的柏叶“嗡嗡”作响，像古老而新鲜的天水歌谣，它早已把我大和馒头山有关的那支歌谣湮没了，像叙说另一段百年往事。全县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天水籍烈士遗骸均从散落各处的大大小小的陵园搬出，集中迁入馒头山。

　　我拜访过李逢春：“您断断，馒头山上，到底有没有我大埋下的坛子呢？”

　　“有。”

　　“在哪达？”

　　“就我埋下的那个。”

　　附记：

　　1984年2月29日，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经当地政府确认为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在没有发现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应当给予承认，并统一称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一年后，老樊的真实身份这才浮出了水面。老樊并不姓樊，而是姓范，叫范云清，他就是当年和我大一起掩埋过红军连长的战士之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范云清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被俘，后成功逃脱，一路寻吃讨要到了天水。老麦客——不，老红军范云清告诉我：“你大从来没有埋过坛子。”

　　2016年6月9日端午于天津观海庐、天津西郊煦园

秦岭：我把往事与小说一起寻找

    人间不缺寻找，缺的是永远找不着。

　　我写《寻找》其实也是一次寻找的过程，我找属于我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秦球球在找属于他的坛子。有趣的是，小说是虚构的，却被专家评价为：“长征题材需要这种并不多见的视角和乡土气息，它提供了另一种形式。”这么抬举我，小说似乎是找到了。可坛子呢？它岂止虚构，本来是个谎言。这世间，谁愿意拿一生去寻找谎言？

　　缘起于年初。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多家报刊约我以纪实文体纪念之，可北京某名刊主编却叮嘱我：“你务必用小说来表现，发挥你独特的历史观，而且写你老家甘肃天水的红军故事。”一语道破天机，也刺穿了长期凝结在我心头的一大困惑。半个世纪以来，世人提到红军，往往想到的是井冈翠竹绿、瑞金映山红、遵义放光芒、赤水四渡魂，谁会想到甘肃呢？事实上，甘肃作为红军三大主力唯一全部经过的省份，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陨落最多的地方，也是唯一成建制全军覆没（西路军）的地方。从甘肃最南端的腊子口到最西段的河西走廊，红军和国军、地方民团厮杀过的遗迹随处可见，成千上万陇原儿女加入了红军，可是，喋血河西走廊之后，哪位幸存者敢回延安？1984年以前，西路军几乎就是“逃跑主义”、“机会主义”、“退却主义”的代名词，当年数千被打散、俘虏的红军战士，大都流落在甘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名换姓，有的一生装聋作哑，有的当了上门女婿，有的一辈子当光棍、当寡妇，有的女战士被买来买去，有的身份暴露后接受批斗，有的怕连累子女断然自杀。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与当地农民一起种田、推磨、过日子。他们与其说在等待，不如说在寻找，寻找真相，寻找转机，寻找命运，寻找自己。而1984年之后，难道他们的寻找就该结束吗？

　　诡异的是，史学界曾一度对这些往事讳莫如深，文学界更是退避三舍。我完全相信，我和主编不约而同地寻找到了另一条表现长征题材的路径。我断不会应景追踪，也不会沉溺于历史老人的辉煌碎片。我必须要到这条路径上进一步寻找历史、战争和人的关系，寻找战争原点和人性脉络中衔接的部分，寻找普通农民精神的伤口与枪伤、刀伤的不同，寻找战争与和平轮回中人的生存、生活形态。在我看来，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码事儿，小说最活跃的因子往往只在断裂的十字路口绽放。我只是找到了小说《寻找》而已，这并不意味着寻找结束，只要寻找在路上，那就是纪念。

　　有这样一种寻找，寻找者为自己假设了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目标，并死心塌地找了一辈子，直到闭上眼睛。这是我在甘肃老家听到的一段往事：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途径天水一带时，沿途与国民党王钧部、地方民团和土匪打了许多恶仗。红军强渡渭河北上后，四坡八梁多了许多死难者的坟头。当时的县政府一边严查帮助红军掩埋过尸体的老百姓，一边对掩埋过国军尸体的老百姓进行奖励。当时，某村的一个放羊娃因为掩埋过“国军”长官并为之守陵而受到嘉奖。解放后，工作组毫无疑问要对这位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进行专政，可放羊娃却说：“我掩埋的其实是红军哥。”他期待的证人——那位和他一起掩埋过红军遗体的红军战士——终于回来了，可战士已经背负西路军“逃跑分子”的标签，沦为衣衫褴褛的乞丐，1984年以前，自身难保的他岂敢作证？于是，放羊人给工作组编造了一个谎言：“当年，我深埋了一个坛子，里面装有红军烈士的血衣，找到它，你们就信了。”

　　谎言，反而成了自证清白的唯一存在。于是，他冒着随时会被专政、判刑、杀头的危险开始了寻找，挖遍了整个山头，一遍，一遍，又一遍……寻找，让他活了下来。

　　你如果认为这不是长征故事，它又是什么？你如果认为这不是红军时期的生活，它又是什么？你如果认为它没价值，那换了你穷尽一生去寻找，你觉得值吗？你如果认为不值，好了，你别做人了，做驴去吧！

　　回首中国百年灾难史，我们的文学却惯于漂浮在战火、硝烟叙事的顶端，看不到人在战争中多元、复杂的本相，即便以艺术的名义回顾风卷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也不得不依赖于欧美的文学、电影叙事。在我看来，由人操作的战争，叙事主体永远也不能离开人，无论描写对象是统帅还是乞丐。记录战争是史学家的事，而作家应该迂回到战火的背后，在“包抄”中寻找被硝烟缠裹的道德与灵魂。道德的博弈灵魂的挣扎，远比一场战争要不堪回首，地动山摇。

　　《寻找》收笔后，有三家期刊要争相发表，我最终答应了老家的《飞天》，甘肃往事，还是让他回到甘肃吧。陆续接到《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等多家期刊、选本选用通知的时候，有位责编是这样告诉我的：“这样的小说，我们在寻找。”我答：“其实，我仍然在寻找。”

　　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老人：“有人找过天水的红军故事吗？”

　　老人说：“就看你找啥。”

　　当历史习惯了扑朔迷离，我常对文坛热闹非凡的所谓纪实、现场、还原、再现充满质疑，能够拨云见日的，唯有小说强大的虚构力量，这才是进入往事的路径。历史不容虚构，可在历史的断裂、盲区、隐蔽、模糊地带，虚构往往比纪实更要靠近本源。中国小说的同质化、单一性早就被广为诟病，我既然找到了切入题材的路径并选择了“家族”叙事，就索性采取了天水人取土打坯之后“干打垒”砌墙的办法，让天水方言通篇横贯。我虚构的“现场”，恰是历史给我的真实。我还写过一篇同类题材的小说《幻想症》（《解放军文艺》拟12期发表），一位为人妻母的“哑巴”农妇——原西路军女战士，不慎说起了梦话，被族人当鬼来驱赶。她干脆偷偷割掉了舌头，这才“寻找”到正常人的日子。

　　舌头是长在嘴里的，就怕说真话；坛子分明是假的，人们却拭目以待。你如果能从人性深处找到理由，我这小说也就白写了。  （文/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