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义60年前给家里的来信

　　1950年8月1日，陈忠义给家里寄来一封信，来信地址是新疆于阗县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师二十三团一连。信中说：“我们即将开往西藏，解放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家里暂时不要回信，去信是收不到的，等胜利后再给家里来信。”并说：“信内有证明书一件，拿去找县政府，可以分田地。”

　　1954年6月，陈永泰的爷爷病危弥留之际，一直呼唤着儿子的名字。爷爷去世后，家里就只留下母亲和陈永泰两个人相依为命。刚解放时，当地政府给陈永泰家挂了一面“光荣军属”的牌子，每年春节，县政府还要发一封《慰问信》。随着父亲音讯的中断，这些待遇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父亲去了印度、台湾的传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甘谷，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由于耕作原始，加之土地瘠薄，因此食不果腹的情况普遍存在，有壮劳动力的家庭是这样，陈永泰孤儿寡母生活艰难的境况就可想而知。陈永泰家几亩旱地分散在山屲里，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打的粮食还吃不了半年。然而不论家里生活多么困难，母亲总要先去交公粮，她说这些粮是送给父亲打仗吃的。生活实在推不下去了，母亲就锁上门，带陈永泰出去讨饭。每次讨饭总是出远门，离得近和有亲戚的村子从来不去，而且都是天亮前出门，夜幕降临后回家。

　　由于家里十分困难，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让儿子上学。天资聪颖的陈永泰用拣来的白土，按照大门上的字在地上练字，他学会的第一个字是倒写的“福”字。1954年冬天的一天，陈永泰在雪地上用棍子写了一个“福”字，刚好被村上教学的陈好礼老师看到。在陈老师的极力动员下，不久陈永泰上学了。

　　陈永泰上学后，家里更困难了。为了维持生活和给陈永泰找学费，母亲不顾脚小体弱，竟攀上9米多高的杨树上砍树枝卖柴。到了初冬，用锯子将家门口的杏树枝锯成小节，挖一个小土窑烧成木炭担在街上卖钱。当地村民有熬土盐的习惯，母亲无力攀登山崖去刮盐土，就把别人搭过的薄盐水担回家熬盐，从早到晚10多个小时才能熬出几斤盐，拿在集市上也只能换几角钱，幸亏柴火是自己捡的，不然连本钱也不够。母亲还用麦杆掐草辫做成草帽去卖钱，就这样攒钱供陈永泰上学。

　　在陈永泰的记忆中，不管经济多么困难，母亲总要买一包佛香，求神灵保佑父亲早日平安回家。一包佛香的钱是当时家里最大的一笔支出，相当于母亲近一个月熬盐的收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大家生活进入了极度困难时期。后来全村断粮，许多有男劳动力的家庭因饥饿失去了亲人，陈永泰的母亲用树叶、树皮、野菜、麦草和玉米棒芯烧的生灰来充饥，竟使母子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62年后半年，陈永泰升到初中二年级时，便休学回家，他曾去陕西讨过饭，在家务过农，干过木工、瓦工、油漆工和其它农村手艺活，还当了9年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会计和大队文书。1972年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过公社副主任，公社和乡党委书记，县工业交通委员会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2007年退休。

年届九旬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右）向陈永泰介绍60年前那段艰苦的岁月

　　父亲牺牲后，陈永泰家一直没有收到部队和政府的通知。1957年，村里有位军人探亲回家，得知陈永泰父亲没有音讯时，便自己拿钱主动给国防部写信，请求查找他父亲的下落，国防部不久给陈永泰家回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查找，待查清后再给你家通知。”并说，“将信拿去找县政府，请地方政府帮助解决你们母子的生活。”1962年10月，陈永泰背着母亲向国防部写了一封请求查找父亲下落的信，由于没钱买邮票，便将自家一只木柜上的铜吊环拆下买给了供销社，买了一张邮票。陈永泰家至今还保留着这只没有吊环的木柜。

　　1963年10月，陈永泰收到南疆军区政治部的来信。信中说，“你给国防部的信经总政治部转给了我们，经查悉，你父陈忠义生前系新疆军区进藏先遣连战士，1951年春夏之交牺牲于藏北扎麻芒堡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信困难，未能及时向你家通知……”此时，父亲已经牺牲13个年头。当时母亲身体不太好，陈永泰没有把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她。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身体逐渐好了起来，陈永泰便在一位乡村医生的陪同下给母亲说明了父亲牺牲的情况。母亲听得很认真，表情非常严肃而又平静，竟然没有哭。只向陈永泰问了一句，“共产党最后把他定成好人还是坏人？”陈永泰说：“是好人，是解放西藏的人民功臣。”母亲接连说了两声“好人就好，好人就好。”不久母亲按地方风俗操办了给父亲“招灵”的悼念仪式，这一次她哭了，并以她的名义请人给父亲写了一篇祭文，诉说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和抓养儿子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