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城回来的路上，陈永泰一直在深思这个问题。他经历50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总算知道了父亲牺牲的情况。陈永泰觉得，这主要靠得是他至今完好保存的父亲于1950年8月1日的最后一封来信，因为信封上清楚地写着部队的名称和住址；靠得是母亲含辛茹苦供他上了几年学，使他具有写信的能力；靠得是他家虽在农村，但离集镇邮局较近，具有寄信收信的方便条件。

　　其他烈士亲属都具备这些条件吗？陈永泰心里一直在重复着这个问题。回到家后，陈永泰顾不上休息，便打开了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介绍“进藏英雄先遣连”事迹的纪录片《感动高原》，从出现的墓碑上抄下了天水市12位烈士的名单，找来1994年版的《甘肃民政志》中的烈士名录进行对照，结果只找到了与烈士“陈洛元”音同字不同的“程罗院”一个人的名字，其余的均未找到。

　　不久，陈永泰又打电话请袁国祥将军提供了“进藏英雄先遣连”甘肃籍28位烈士的名字和地址，进一步扩大核对面。然而，除“陈洛元”同音不同字的“程罗院”外，其余的还是没有找到。陈永泰又通过电话与有关县（区）民政局联系，都说没有这些烈士的名单。，陈永泰初步判断，这些烈士的亲属有可能真的还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

长眠在阿里地区狮泉河烈士陵园的秦安籍战士陈洛元，会不会是“程罗院”？这也是一些烈士的名字不准确的一个缩影。

　　突然，陈永泰的心里有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感觉到，寻找这些烈士亲属的使命将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上，他有太多的理由义无返顾地寻找烈士亲属。

　　陈永泰深知，这将是一次十分艰难的寻找。60年漫长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足以让记忆变得模糊，足以让等待的希望变成失望。烈士的家庭，肯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60年已是三代人的时间，烈士们应该有曾孙了。大多数烈士的父母和妻子也都离开了人世，有的或许改嫁分散，有的远走他乡，有的甚至早已家中无人……

阿里军分区原政委袁国祥将军给陈永泰寄来的“进藏先遣队队员”花名册。

　　之后，陈永泰将情况向阿里军分区司令员刘万龙同志作了电话汇报(刘万龙知道他是“先遣连”烈士的儿子后，今年春节还给他寄来了《慰问信》和“贺年卡”)。刘万龙司令员说：“你给先烈们干了一件好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需要军分区协助的，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并安排政治部的同志给陈永泰发来了《进藏英雄先遣连人员名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