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刊报道，伊拉克某派民兵今年7月在巴格达枪杀20多名妓女和数名在妓院的男子。报道里面提及，一名参与的民兵说，因为没有时间按照古老传统用石头把这些女性砸死，所以采用了向她们头部开枪的办法。在21世纪的今天读到这样的新闻，震惊之余，也让我想到在古代社会，以及在现代社会公权力解体或者疲弱的时候，私人诉诸暴力来解决争端所引发的种种弊端，包括让处于弱势的妇女遭受不公、甚至残忍的待遇。

    古代国家实施其公权力的效能和范围是有限的，私人会倾向于在公权力和法治的范围之外以暴力来应对不公正和不道德行为，来维护“节操”和“情义”，其后果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往往是更加不公正和残暴。而那些执行私刑的人因为信奉一套自以为是的道德规范，反而会以为自己道德高尚，嫉恶如仇，做了公义之事，周围也有人赞赏他们。范晔在《后汉书》里面说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意思是说国家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是官吏稀少，各地的豪强强悍不守法。因为有公法而国家力量又相对疲软，私自行刑者的心理往往是矛盾的，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譬如《列女传》所记的赵娥报父仇。赵的父亲被人杀害，兄弟都病死，也没有官员出来审理案件。十多年过去了，赵娥乘仇人不备，在路上刺死了他，并因为自己违法杀人去自首，后来遇上大赦被免罪。大家对她有同情心，觉得她杀人是出于孝心。一位官员甚至想私下释放她，和她一起逃走，被她婉拒，不愿意再犯法。

    东汉开国重臣赵憙不仅在动乱世道帮助过更始帝落魄的女眷，还演过一出英雄救美。与赤眉军战败后，他和朋友韩仲伯等人流落山野，韩担心老婆容颜姣好招惹盗匪，意图遗弃之，赵憙怒斥韩，用泥巴涂他妻子脸上，亲自用小车推着她走。这应该算是古代中国一件颇有骑士风度的事迹。然而这个赵憙在年轻时候干过一件胆大妄为的事情。他的堂兄没有儿子，为人所杀后，赵憙决意自己去找仇家复仇，并为此结交宾客。他找到几位仇人时，他们都病倒在家。赵憙表示仁者不杀病人，和他们说改天再来。仇人们当场表示悔过，而且在病愈后捆绑自己来请罪，赵憙不见他们，最后还是私自把他们都杀了，反倒博得守信行义的美名。后来赵憙在做官时，不听求情，按照法律镇压欺凌百姓的豪强，还主张惩治首恶，不要牵连过多的余党。赵憙的嫉恶如仇是一贯的，但是他做官时的严格执法使用的是公权力，而且适度有分寸。

    东汉后期的阳球出身世家大姓，崇尚刑名之学，却并不守法。年少时有官吏侮辱他的母亲，他纠集几十个同伙把他杀了。他被推举为孝廉，做官后以执法极其严厉苛刻著称，与宦官斗争，曾将其中一人的尸体撕裂示众。对赵娥、赵憙和阳球以道义的名义私自杀人，范晔似乎并没有直接责难，然而他的确注意到法律和国家权威是不允许私人行使这种暴力的。古代中国文人的政治理想是，教化和仁政比法律强制对人的行为发生更大影响，认为这样才是盛世之景观。因此他们也意识到，在私心驱使下的嫉恶如仇会成为法治和良善社会秩序的陷阱：它会诱使人们视法律和公权为虚无，动用私刑去整治恶人恶事；它会诱使阳球这样的能吏利用公众忌恨罪恶的正直心，或者以惩恶扬善的借口，实施残忍苛刻的暴行。

    范晔本人是崇尚宽恕为治的仁政的，所以推崇汉章帝时候做官的鲁恭。这是一位有才学的官员，不喜欢随意使用刑罚。譬如对一位偷牛的亭长，他不去抓他，反而认为是自己的教化没有成效，要以辞官来表示惭愧。结果偷牛者受到感动，不仅归还了牛，还自己到狱中受罚。在鲁恭的治下，连小孩都知道怜悯哺育幼雏的野鸡，不去捕捉。其实我们也要留意到，不仅看重教育规劝是古代中国让法律锋芒柔和的一种做法。信奉天理昭昭，在人世间无处申冤时寄托公义于鬼神，同样让人们相信仁德最终会战胜凶邪。譬如范晔在《独行传》里记载，王忳因冤魂显灵而发现和收捕罪犯。

    相信鬼神最终能惩治恶人恶事，有助于人们保持乐观和宽容，让人们不容易因为人间司法的不完美而绝望沮丧、铤而走险。这也是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中世纪欧洲法学家到13世纪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已然全面，不过他们的法律思想具有启发宽容的重大意义：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完美的，哪怕是滔天罪行，如果没有可靠证据可以证明，那么对它们的惩罚只能由上帝负责。由此他们不仅延伸出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引导出对犯罪嫌疑人的宽容慈悲。他们彻底地否定私刑：除非使用国家的公权力和经过细密的法律程序，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去惩罚他们认定的罪人，甚至国王以个人身份也不能这样做。

    中世纪西方教会法严格推行一夫一妻制度，对娼妓在道德上谴责很深切，但是对她们以及通奸的妇女都无肉体惩罚，而且鼓励民众与从良的风尘女子结婚。法学家提出，“压伤的芦苇不要折断”，对犯罪或者生活品行上有缺陷的人，惩罚绝不可过于严厉，以免逼迫他们走向绝望，更不可以轻易夺走他们或者她们的生命。谁敢说自己是绝对的纯洁无瑕疵？

    没有健全的公权力和法律文化，由嫉恶如仇到蔑视人格与生命，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文/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