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万重山，

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出塞，

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

楼兰斩未还。

烟尘一长望，

衰飒正摧颜。

     □王焕新

    《少陵流寓诗》，内容为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间流寓秦州时所作诗歌中的六十首。清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首任分巡陇右道于之士离任，宋琬继任。宋琬(1614年—1673年)，字玉叔，号荔裳，一号漫人，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年)中进士后，出任户部主事、吏部郎中，外放先后任分巡陇右道、永平道、绍宁道，后官至四川按察使。宋琬是清朝初期著名诗人，入韩柳之室。与安徽施闰章被称为“南施北宋”，王士祯《墨池偶谈》云：“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据《中国美术家人命辞典》引《益州书画录补遗》、《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以及《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宋琬“亦善书法，得羲献意”，著有《安雅堂集》。

    宋琬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任分巡陇右兵备道，次年即遇大地震，秦州城垣塌毁，官衙民房倒塌3600余间，压死百姓7400余，使饱经明末战乱之苦的秦州社会经济生活更加艰难。地震发生后，为了赈济百姓，宋琬“出家财，自莱阳邮至以恤其灾”。使秦州人民在受到天灾的时候，没有出现“人祸”，而是致力于灾后的重建。宋琬主持陇右道三年，奖励生产，减轻赋税，为政清廉，政绩卓著，受到秦州官民的爱戴。离任后秦州官民在水月寺(今人民公园)建立生祠，至今犹在。根据史料记载，宋琬作为清初著名诗人，对近一千年前另一位诗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也为振兴陇右文教，在瞻仰成州(今陇南市成县)飞龙潭杜甫草堂和玉泉观李杜祠后，于天水玉泉观李杜祠修建碑亭，精心挑选包括《秦州杂诗二十首》在内的杜甫秦州诗六十首，从兰州请来“长于钩摹之技”的张正言、张正心兄弟，以《肃府本淳化阁帖》中古代书法家的作品为基础，集字钩摹上石，由陕西长安人卜栋镌刻《少陵流寓诗》四卷，题名为《少陵流寓诗》。关于卜栋，曾参与清顺治三年费甲铸重摹《肃府本淳化阁帖》，即“关中本”第二卷的镌刻。可见卜栋镌刻水平应该很高，而且卜栋很有可能带来新刻的“关中本”，参与集字。

    《少陵流寓诗》的刻成时间，据宋琬《杜诗石刻题后》所记，在清“顺治丙申七月”，即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少陵流寓诗》刻成后，旋即在康熙五十七年大地震中毁坏，下落不明。完整的拓片由天水名士周酉山珍藏，后由其子周恒捐献于天水市图书馆。天水市图书馆曾翻印发行。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原秦州知州王宽在秦州西关一所僧房发现《少陵流寓诗》残石四块。王宽将残石移至寓所，撰《二妙轩碑题跋》，首次以“二妙轩碑”命名。“二妙”出自典故。晋卫罐与索靖都善草书，关为尚书令，靖为尚书郎，时人称为“一台二妙”。王宽命名“二妙”，指的就是杜诗和书法而言。王宽《题二妙轩碑》诗云：“淳化摹天宝，风流宋荔裳。诗遗百六字，碑获十三行。藤瓦东柯杜，鹅笼东晋王。千秋称二妙，零落赞公房。”王宽之后，《少陵流寓诗》碑，也就是《二妙轩碑》移至秦州文庙明伦堂西壁，不久又下落不明。王宽的《题二妙轩碑》诗提供了如下两个信息：一为《少陵流寓诗》碑的书法主要来自号称“中国丛帖之祖”的《淳化阁帖》；二为王宽得到的四块《少陵流寓诗》碑残石中包含有《秦州杂诗》之第十三首“传道东柯谷”在内。王宽“十三行”的说法，不是《少陵流寓诗》碑的实际行数，而是以残存的王献之小真书《洛神赋十三行》比喻《少陵流寓诗》碑的珍贵，因为天水市博物馆藏《少陵流寓诗》碑残石三块均为十五行。末句“零落赞公房”中的“赞公房”，是指秦州西关僧舍，而不是西枝村的赞公土室，也不是指《少陵流寓诗》碑中有与赞公相关的内容。还有一个问题，《少陵流寓诗》现名《二妙轩碑》。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周俊杰先生称之为《二妙帖》。《二妙轩碑》为清乾隆时王宽命名，原石拓片以及现在天水南郭寺刻石均标题为《少陵流寓诗》。二妙轩作为建筑，未见记载。宋琬《杜诗石刻题后》中明确说到，在玉泉观李杜祠建亭，而不是轩。宋琬既没有为《少陵流寓诗》碑另外命名，也没有为碑亭命名。也有可能是王宽得到《少陵流寓诗》碑后，将自己书斋命名为“二妙轩”。因此，周俊杰先生改《二妙轩碑》为《二妙帖》，只从诗歌内容和书法艺术的角度命名，更加符合宋琬在《杜诗石刻题后》中所表达的意思。

    偏偏王宽诗中提到的包含《秦州杂诗》之第十三首“传道东柯谷”在内，根据比对，这块编号为全部《少陵流寓诗》中第五的残石，不在天水市博物馆所藏《少陵流寓诗》残石之内。拟或天水市博物馆所藏的是当年王宽所发现的四块中的三块？或者天水市博物馆所藏的不属于王宽所发现的残石？由于资料限制，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天水市博物馆现藏清宋琬主持摹刻《少陵流寓诗》原石共三块，其中一块已碎为四部分。

    残石均为陕西富平产石灰岩，质极坚细。每块纵36厘米，横48厘米，厚8～11厘米之间。细线刻横框，纵24厘米。每块石右侧有编号，用小真书标志该石所在顺序。残石一，行草书。为全部《少陵流寓诗》之第七，内容为《秦州杂诗》第十六首后二十二字、第十七首、第十八首、第十九首前十七字。共十五行119字。已碎为四块。残石二，为全部《少陵流寓诗》之第十。内容为《夕烽》后十七字、《月夜忆舍弟》、《示侄佐》以及《佐还山后寄三首》中第一首前二十八字。共十五行140字。其中《月夜忆舍弟》、《示侄佐》行草书，《夕烽》为行书，《佐还山后寄三首》小真书。残石三为全部《少陵流寓诗》之第十二。内容为《遣怀》后十七字，《废畦》、《除架》以及《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第一首前十字，共十五行127字。行草书为主。

    流传下来的《少陵流寓诗》拓本高24厘米，长1516厘米。卷首为线刻杜甫像，题名“杜子美先生像”。后面为宋琬所撰并书的画像赞，隶书凡四行，署“东海宋琬赞”。其次为《少陵流寓诗》正文，四卷，每卷首行书题“杜少陵流寓诗”，下署名为“东海宋琬玉叔甫集”。卷后隶书题记两行：“顺治十有二年孟秋皋兰张正言张正心摹勒上石”。第四卷后有“长安卜栋镌”题记。后面为题跋，依次为：一：关西陈宝意先山人党崇雅；二：南呲东荫商；三：当亭长古吴门人王一经；四：陇西郭充；五：河中聂介伯玉氏，此跋下有“顺治丙申嘉平月梢”的纪年；六：洞庭旧史邓旭元昭甫，此跋下有 “顺治丁酉孟春”纪年；七：宋琬《杜诗石刻题后》，此跋下款为“顺治丙申秋七月”。

    我们可以看出，每卷后张正言、张正心的题记中说摹勒上石是在顺治十二年，宋琬的跋是在顺治十三年，中间隔了约一年的时间，这大概就是《少陵流寓诗》的镌刻工期。摹勒之前还要寻找资料、选字，因此《少陵流寓诗》的所有工作的开始时间，肯定在顺治十二年七月之前。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少陵流寓诗》摹刻工作，至少耗时一年以上，甚至更长。

    宋琬的跋从时间上来说，至少是在聂介、邓旭之前。今天水南郭寺新刻《少陵流寓诗》碑，宋琬的跋反而在最后使宋琬的初跋变成了总跋。然而《少陵流寓诗》拓本已经如此，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令人费解。

    《少陵流寓诗》拓本长1516厘米。天水市博物馆藏《少陵流寓诗》残石每块横48厘米。如果按照资料记载的《少陵流寓诗》碑共36块算，则为1688厘米，较拓本长172厘米。那多出来的172厘米是什么内容？为何不见于拓本？如果拓本为全本，则用石36块的记载就有问题。如果用石32块，则为1536厘米，只较拓本长20厘米，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有没有每块石长度不一致呢？天水市博物馆的三块残石的长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么《少陵流寓诗》拓本不完整，要么用石36块的记载与历史事实不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少陵流寓诗》碑所集书法的来源主要有哪些？民国时期《秦州志·艺文》中记载，《少陵流寓诗》碑乃是“集《淳化阁帖》字，勒杜诗数十首于石”。顺治三年，《肃府本淳化阁帖》重新摹勒上石，宋琬要得到《淳化阁帖》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王宽的《题二妙轩碑》诗也认为《少陵流寓诗》碑主要是集自《淳化阁帖》。可以说，《肃府本淳化阁帖》是《少陵流寓诗》碑集字的主要来源。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名宦·宋琬》中说：“集兰州《淳化阁帖》及西安碑洞中晋人帖，书杜甫《秦州诗》勒诸石”。光绪《直隶秦州新志》中同意并引用了这种说法，这就将《少陵流寓诗》碑集字的来源，由《淳化阁帖》又扩大到“西安碑洞中晋人帖”。

    但是，古人的法帖有限，宋琬能够看到得更加有限。一部集字的刻帖，肯定有些字从古人法帖中是找不到的。补救的办法，一是根据偏旁部首组合成字，这种情况在唐怀仁集《大唐圣教序》中常用，在《少陵流寓诗》残石中可以看到。二是根据所集书法的风格造字。《少陵流寓诗》碑中也有这种情况。邓旭在题跋中说：“构求‘二王’笔法，命寿之石”。则对于古人法帖中没有的字，通过“构求笔法”来实现，即寻找“二王”的笔法规律，然后书写，使书写出的字与所集书法在风格上尽量靠拢，达到水乳交融后在摹刻上石。

    在兰州《淳化阁帖》及西安碑洞中晋人帖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来源呢？宋琬在《杜诗石刻题后》中明确提到，“取先生流寓诸诗，集古人书法勒诸石，刻以成文”，可见是有的。“古人”的范围很大，这就使《少陵流寓诗》碑集字的来源扩大到包括唐宋，甚至更晚的书法作品。比如在第四十三首《盐井》、第四十四首《寒峡》、第五十八首《万丈潭》和第五十九首《发同谷县》中，就可以找到唐人甚至宋人如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子。

    天水市博物馆藏《少陵流寓诗》残石拓片的书法价值体现在以特定的内容集古人书法为帖，相比集古人现成的作品难度为大。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集字刻帖是唐代宏福寺和尚怀仁集东晋王羲之书法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后来还出现了几部集王羲之书法的碑刻，影响都比较大。唐以后集字成帖的方法很少出现。从这一点说，《少陵流寓诗》碑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其次，《少陵流寓诗》碑的书体有真书、行书和草书包括章草，各体都有，而且，各种书体错综编排，节奏变化丰富，但整体气息却极为一致。这说明宋琬和张氏兄弟对集出来的字做了润色处理，进行了再次的艺术加工。使《少陵流寓诗》碑成为一件艺术风格基本一致的独立的艺术品。这种处理在保证整体气息统一的同时，也牺牲了所集字在原来帖中的一些风格因素。当然，这种处理也显示出宋琬作为书法家在书法艺术上高深的造诣。第三，如前所说，宋琬本人精于书法，又有兰州钩摹高手张正言、张正心兄弟的鼎力相助，保证了《少陵流寓诗》碑的艺术价值。

    天水市博物馆所藏《少陵流寓诗》碑残石中，编号为第七的是《秦州杂诗》第十六首后二十二字、第十七首、第十八首、第十九首前十七字。以行书为主，间有草书。但字与字之间有牵丝连接的仅见两处。虽然字字不相连属，而行气贯通，气息流畅，结体萧散宽博，是《淳化阁帖》的典型风格。周俊杰在《秦州二妙帖谈》一文中对这一部分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秦州杂诗》有《兰亭序》的肌骨柔美，《丧乱帖》的酣畅淋漓，《淳化》中大王《送鲤鱼帖》、《得永兴书帖》、《四月帖》之醇浓意味。而更多的是得之于小王的法帖，如《相诏》、《授衣》、《想彼》、《十一日》等整体的气息，行草间杂的处理，尤其是个别楷书的置入，给予了此组二十首诗的选字、谋篇以极大的启示。”

    编号为第十的残石书体变化比较大。《夕烽》后十七字以行书为主，中间夹杂真书，而有些字的偏旁为草书处理。这种风格，一方面是受到集字的限制，一方面也确实可以在《淳化阁帖》中找到依据。如谢安的《凄闷帖》、《六月二十日帖》，庾元亮的《书箱帖》，王涣之的《不审帖》，王献之的《相迢帖》、《岁终帖》、《夏节帖》等。《月夜忆舍弟》为草书，间有草书化处理的行书，为标准的“二王”法书风格。点画空灵，使转自然，整体行气畅达，疏密有致，风神俊朗。周俊杰认为，就风格较《秦州杂诗》而言，更接近晋人。将其与王羲之《阔别帖》、《袁生帖》、《知宾帖》比对，则来源出处更为明显。《示侄佐》整体风格《月夜忆舍弟》近似，但是由于穿插了更加多的行书，起伏变化较小。《佐还山后寄三首》小真书，字型以扁方为主，行笔转折多圆转而少提按，是典型的唐人以前笔意。结字中宫收紧，四面开张，字势欹侧变化多端，显示出浓重的晋人风味。

    编号为第十二残石整体就书法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包括《遣怀》后十七字、《废畦》和《除架》，字的大小和风格基本一致，以草书为主，间有行书和真书。字形修长隽美，韵味平和为草书，变化不大。后面部分是《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第一首前十字，较前面为大，行距紧密，更为潇洒奔放，但整体没有《秦州杂诗》丰富。

    《少陵流寓诗》碑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是，白璧微瑕，由于宋琬摹刻时所采用的《肃府本淳化阁帖》，已经不是最接近原来风格的后摹刻本，再加上集字过程中对原字的修改润色，使《少陵流寓诗》碑散发着浓郁的明人书法气息。这和怀仁集王羲之《大唐圣教序》散发着唐人书法精神一样，也无法避免。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我们说是一件集字的刻帖，而且是有很浓创作意味的集字刻帖。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肯定宋琬集《少陵流寓诗》碑在书法史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