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居民尚未告别亦耕亦牧的生活，那些纵横全境的沟壑山梁之间，应该还有更多可供万物生长，而且极有可能物产丰富的土地。但翻开《通渭县志》，到了汉唐以后，地处陇中腹地的通渭历史上记载最多的，是战乱、兵患、灾荒等民间的苦焦生活。特别是到了明代，大概是因为渭河上游大范围生态骤然恶化的原因吧，类似“大旱两年，民大饥，人相食，流亡者不计其数”“连旱四年，民大饥”的记载数不胜数。通渭闹旱灾和饥荒，渭河上游各县也不例外。从《通渭县志》嘉靖七年（ 1528年）“巩昌府各县大旱，民大饥，食草茹木，人相食”的记载可以断定，明代的渭河上游，已经是一片旱灾连年的苦焦之地了。而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发生在渭河上游甘肃境内那场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则让通渭这个与渭河山水相连，却很少受到渭河流水滋润的小县出了名。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儿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

    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儿可以吃的东西是给娃娃们吃的。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儿气力。终于，这一天，整天死闭双眼不说话的父亲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待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了……”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 1958年到 1962年在中国通渭这块土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呢？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人的人的嘴里得知他吃人的原因。

    这是 1988年《北京晚报》记者沙青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首次将发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骇人听闻的“甘肃大饥荒”冰山之一角披露给世人时，描写通渭县一个家庭“人相食”真实一幕的文字。

    甘肃那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人间惨剧的重灾区，在渭河上游的定西、天水及其周边地区。尽管许多县志上对那场灾难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但也有如《通渭县志》这样一些对历史负责的志书编撰者，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了那场灾难的历史“三年困难时期”，甘肃非正常死亡人数在百万以上。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掌握的数据显示，包括定西、陇西、通渭、静宁、武山、清水在内，甘肃境内渭河上游地区死亡人数占全省死亡人数一半以上。1965年，通渭县委统计说， 1959年到 1960年大饥荒期间，全县死亡 60210人， 2168户人家绝户。但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墓碑——大饥荒纪实》统计，从 1958年到 1960年的 3年间，仅通渭这个 30万人口的小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全县人口的 30%以上。

    杨继绳在通渭采访时，还记录了不少刮死人骨头上的肉、用死人骨头熬汤喝的真实故事。已故通渭县中医院大夫卢念祖生前回忆说， 1959年腊月，实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肚子的他母亲，带着女儿去抛弃饿死死人的河沟里刮死人肉。到了沟里，刮人肉的人很多，她们碰上一具尸体，大家把骨头割下来分了，拿回去煮着吃。有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三爸吃，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他三妈刚出房门，就被几个闻到腥味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他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了他三妈被人吃后留下的一双女人小脚和鞋袜！

    2005年，我在天水接待刚刚完成《夹边沟纪事》、正在搜集调查后来出版的《定西孤儿院》写作素材的著名作家杨显惠时，这位刚刚从干旱、贫瘠、荒芜的定西沟峁里钻出来的老人一脸悲戚。谈到当年父子相食、夫妻相食，甚至母亲和父亲将自己的亲生子女煮熟吃掉、苟延生命的情景，这位阅尽沧桑的老人一脸茫然，只是重复一句话：“那是被饿极了，饿疯了！要不然，人怎么会这样呢？”

    浮夸风、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修洮河、一夜实现共产主义等极“左”思潮和当年甘肃领导人的极左作风，是导致这场史无前例人类大灾难的祸因之一。但从渭河上游千百年生态变迁来说，干旱、贫穷、生态脆弱、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恶化，也是让 1000多年前富甲天下的渭河上游人民在这场人为大灾难中无还手之力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便很微弱，也是存在的。我看到的资料说，由于干旱少雨，大饥荒开始前的 20世纪 50年代，通渭、陇西等县的一些土地贫瘠地区，粮食亩产已经由原来的 400多斤下降到了 100多斤，而当时通渭领导人却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大肆鼓吹“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洋芋上天”！（连载 10）

    《渭河传》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宝鸡日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