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

    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申遗项目，我省包括麦积山石窟在内的5处遗址位居其列。

    国家的战略高度和世界性的遗产项目，让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亮点。

    2014年9月起，本报记者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从关陇古道出发，探访我省境内3000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记忆，记录丝路上全新的生活。

    □本报记者 陈义宏

    张掖大佛寺，本名叫“迦叶如来寺”，明朝时称宝觉寺，清朝时称宏仁寺，因为寺内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量巨大，民间习惯上叫大佛寺。

    早些年对楹联感兴趣时，有个回文联印象很深：

    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联中的“大佛寺”是哪个大佛寺说法不一，有说是指广州大佛寺的，也有说指河北正定大佛寺的，可是走进张掖的大佛寺，不由让人想起这个上联。面对这个有趣的上联，好多人苦思冥想，也没有对出下联。据说后来大才子纪晓岚来到一座名为“天然居”的茶楼，脑中灵光一现，对出了下联：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又据说，老纪对“人过大佛寺”的上联一直念念不忘，后来知道南方有个寺院叫云隐寺之后，又对出了一联：

（长为34.5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是全国最大的室内睡佛。图为大佛局部。）

    僧游云隐寺寺隐云游僧

    好长时间之后，还有人在续对下联，比如有人对出了“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不管对得是否工整，是否有意境，都可见人们对这个上联的喜爱。

    张掖的大佛寺，岂止是“寺佛大过人”，这个长为34.5米的亚洲最大室内佛，仅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成年人，他的耳朵可以容八个人并排而坐，可以说是大过许多个人。

    大佛寺建于西夏时期，如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名胜古迹群，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张掖的标志性建筑。寺内除了驰名的大佛，还有隋代木塔、明代千佛塔、尼姑本觉塑像、名扬西北的清代山西会馆，以及大量珍贵的佛教典籍。我比较感兴趣的，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两种波斯银币，因为它们是丝绸之路交往史上最直接的见证者。

    波斯，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全盛时期领土东至印度河平原，西北至欧洲的马其顿，西南达埃及，自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人把这一地区叫做“波斯”，后来欧洲人沿用了这一称呼。波斯人曾在这里建立过多个帝国，如著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等。

    张掖大佛寺出土的两种波斯银币，一种铸造于波斯卑路斯时期，年代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南北朝，另一种铸造于波斯库斯老一世之时，年代相当于隋朝至唐朝初年。波斯银币的出土，说明南北朝至隋唐年间，张掖与西域诸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已十分频繁。

    【丝路随访】

    张掖，古称甘州。在如今的甘州区有一条颇具欧洲风情的街道，街名叫马可波罗街，街的北头有马可·波罗塑像。据《张掖市志》记载，1274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到元上都向元世祖忽必烈复命，因道路被阻，居留甘州近一年。马可·波罗后来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甘州的风土人情。

    马可·波罗是任何一个讲述丝路故事者都绕不开的人，他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过巨大影响。可是现代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这本书发现了许多疑问，比如说长城那么浩大的工程，比如说茶叶、印刷术那么重要的物品和技术，他的游记中都没有提到，他还说自己当过忽必烈的大臣，可元史中却没有记载，于是有人发出了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质疑。

    面对这种质疑，更多的学者认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许多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无论如何也编不出来。对此，余秋雨先生的解释比较令人信服，余先生说，中外的怀疑者都看错了马可·波罗的身份，他不是学者，没有承担考察、记述和写作的任务，最后出了书，也是一个偶然事件，因此漏记、错记、夸张、吹嘘的成分，都不是否定他到过中国的理由。

    的确，马可·波罗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传记作家，只是一个喜欢说点大话的旅行者，文本中出现一些不实之词也不难理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成书背景，我们会更加坚信这一判断。马可·波罗在回到故乡威尼斯之后，并没有写书的迹象，过了三年，威尼斯遭到了另一个商业城邦热那亚的进攻，马可·波罗参加了那场战争，结果威尼斯人战败，马可·波罗被俘。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为了打发痛苦而漫长的时光，他把自己在东方的见闻讲给同室的难友—比萨作家鲁思梯谦听，鲁思梯谦把马可·波罗的口述记录下来，这便有了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可见马可·波罗并没有写作的初衷，如果他没有被俘，他会继续过他逍遥快乐的日子，也就不会有这本著作的问世，也正因为是时过境迁的狱中口述，记忆上的偏差便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