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睛

中国新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方向，在本月15日揭晓。

纪律检查，掌握着诸多官员的政治命脉，被视为反腐倡廉最为有力的“大手”之一。但是因为体制原因，这只“大手”经常无力：对同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监督不力;对派驻单位，纪检组无力与党组“掰手腕”。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试图通过完善双重领导体制，赋予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对同级党委常委，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

业内人士认为，此番改革向前走了一大步。但根治“同级监督太软”等难题，仍有提升空间。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

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因为跟程维高“叫板”，被安排“病休”

湖北纪检干部张松（化名），曾在一县直单位担任纪检组长多年。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是：纪检组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依据党章，纪委拥有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的权力。“但实际上，监督同级党委规定上可行，可现实中太难。”张松说。

两位同行的遭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是最早站出来，跟程维高“叫板”的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

程维高200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早在1993年，刘善祥就发现了程维高秘书李真的贪腐线索。立案查处时，刘与程维高发生冲突，结果被安排“病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另一位是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前纪检委书记刘继全。他举报原汉台分局公安局长汪广赋的问题，多次向上级反映无果，写给上级的举报信，居然“原件”返回到他自己手中。2010年，他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汪广赋才被免职。

“相隔17年，监督同级党委一直艰难。”张松说。

1978年恢复重建时，纪检体制为“党委单一领导体制”，纪委只受同级党委领导，1980年，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改为“双重领导体制”，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

“十二大”后，虽然仍是“双重领导体制”，但不再 “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种体制沿用至今。

在受访专家和基层纪检干部看来，虽然历经改革，但同级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是难以跨越的“门槛”。

2007年6月，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总结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

今年3月起，广东省纪委成立课题组，在惠州、揭阳等近十县市调研“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问题。

8月15日，课题组公开发布了调研报告。报告显示，“纪委的立案权、审理权、处分权归同级党委常委会管，当纪委与党委意见不一致时，纪委只能让步”。而且，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有事时不能监督，出事后又不能独立审查，缺乏自主权、决断权和强制性，很难对监督对象形成威慑和制约”。

曾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李永忠透露，这么多年，这么多起腐败案件，几乎没有同级纪委检举揭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违纪违法行为的案例。

“吃人家饭，受人家管”？

纪检干部统计出勤率，年终考评，她多了几张“不称职票”

张松经常听到一句针对纪检工作的顺口溜：“吃人家饭、端人家碗”，就要“受人家管、跟人家转，何必挑人家的刺，揭人家的短？”

湖北房县的张雪晴也听到过这个说法。4年前，她一直是县直单位的纪检组长。

张雪晴回忆，“吃人家饭、端人家碗”的时候，别说监督同级党委，就连开展查考勤这样的日常工作，都很艰难。

上级部署查公务员的到岗率和出勤率。张雪晴找到相关处室，但处室负责人不愿意得罪人，不肯接活儿。

张雪晴决定自己上阵。在上下班时段，她坐到了办公楼门口，让人签到。出勤率统计出来了，但是当年的年终考评，她多了几张“不称职票”。

“吃人家饭、受人家管，纪检干部没什么威慑力，不敢监督，也不愿监督。”张雪晴告诉记者。

张松感同身受。“纪检干部的人事关系、工资待遇、职务升迁，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手里。”张松说，“纪检干部怎么敢放心大胆地监督？”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新京报记者说，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党委，是纪检监督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没法监督”。

类似的看法，在纪检系统成为共识。

广东省纪委的调研报告提到，“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不但纪委书记冒着丢选票、挪位置的风险，普通纪检监察干部也得面临各种困境。”

这种困境有时只是“不被理解”，有时是“冷嘲热讽”，“监督者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冒很大风险，付出很大代价”。

监督同级党委，近年来又有了新难点。杭州市纪委研究室今年8月发布文章说，目前对党政正职人事管理上提，有些党委主要领导还兼任上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市长，客观上导致纪委很难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